《我的文革岁月》：第二十二章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哄闹

第二十二章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哄闹
工总司王佐东约我开会
   在炮打事件前，上海的造反派在为夺权——夺上海市委的权，忙得不亦乐乎，学生组织中红革会力量最强，几次三番单独夺权，但因为没有工人组织的参加，没有革命的“三结合”，得不到张春桥的同意和支持，这些夺权行动全流产了（这或许是促使炮打事件发生的原因吧）。“1·28”炮打事件后，夺权成了头等大事，成立一个新生的政权——“上海人民公社”的“伟大使命”摆在各造反组织的面前。
   对于这些夺权的筹备内幕，我们知之甚少，只有费敏璋仍在办他的工总司外交，他不断传来我们被排挤在筹备成立人民公社之外的消息。
   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无疑又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我们没有在《紧急通告》上签字，被排除在上海革命造反组织之外，使我们内外交困，如果这次我们再被排除在“上海人民公社”之外，处境就更为险恶了。它意味着在上海“一月革命”的夺权斗争中，已经没有红工司的地位，意味着我们这个组织政治生命的死亡。
   对这样性命攸关的大事，我们都无能为力，只有催促我们长驻工总司的“大使”费敏璋去努力完成了。唉！催促也仅仅是催促，明知他无能，也只能这样了。
   我个人同工总司头面人物几乎没有接触。要说有接触，只有两次，一次是为解决色织廿四厂的谈判，另一次就是武康路2号的那次，王洪文为了取消我们1月5日的人民广场大会，约我去见面，我不买他的帐，断然拒绝了他的“兄弟情谊”，我们的会议照常开，而且非常成功，我想他一定非常恼火。在这成立人民公社的紧要关头，他能不报复吗？至少他不会伸出手来拉我们一把。
   至关重要的时刻到了。我束手无策，焦虑不安。
   突然，工总司方面的头面人物范佐东派人来约我去见面。
   这太突然了。我同范佐东从来没有见过面，他们工总司的头头们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们，不要说邀请我去他们司令部。有什么事呢？我这个单纯的老实人什么也没有猜想出来，只是兴冲冲地应约而去。
   我按时到达外滩总工会（这时的工总司总部设在这里），毫无顾忌地东走西问，找到了这位大我好几岁的范佐东，他同我握了握手说：“时间不多了，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个研究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会议。”
   这太好了，我求之不得。费敏璋这草包，一直同工总司联络，什么事也做不成。看！现在工总司主动来找我了。
   随着他向楼下走去，到了外面的马路上，我问他会议有哪些组织参加，在哪里召开。他看了看手表，没有回答，只是说：“时间到了，快走吧！你的车呢？”
   我说：“我没有车，哪里像你们工总司。”他听了我的话，大度地说：“那你就坐我的车一起走吧！”
   他的车就停在门口的马路边，车里已经有一位年轻的女性，她娇媚地催促范快上车，范就在她的边上坐下。当看到我也打开车门上车，不满地朝我瞟了一眼，在范的耳旁嘀咕起来，我从她的神色敏感地意识到她是要我下车。我的自尊心仿佛被猛的刺了一刀，但是为了大事，我只得强压怒火。好在范以一脸的正气告诉她：“这是红工司的组织部长，我特意请他一起去开会的。”这女郎才不高兴地停止了嘀咕，向司机说：“开车！去淮海路党校。”
   这是一辆阔绰的三排座的轿车，充分显示了目前轿车主人的显赫地位。我坐在后排，我对前面的女郎忿忿地看着，她的头发留得较长，看得出是精心梳理打扮过的，同一律留齐耳短发的女性形成显明的对照。她不时回过头来瞟上一眼，我便把自己深深地陷进沙发座中，佯装闭目养神，但从司机头上长方形后视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俩的正面，只见那女郎亲昵地偎依在范的身上，在他耳边轻轻地私语。瞧着这副亲热劲，我想“耳鬓厮摩”这句成语大概就是这样吧！这时又听那女的娇声问：“你饿口伐？”一面从包中拿出一只饼干铁罐，打开来，把饼干一块一块地喂给范吃，不时吃吃发笑。这轻浮的女人！我明白了，这大概就是范的女秘书吧！怪不得外语中秘书就是情妇的同义语。
   我继续深深地把身子埋在沙发中，我继续想下去——我想大概王继鑫和郭文美也是如此亲热的吧！否则外面如何来传闻呢。唉！造反，造反，这是什么革命造反！有权有势后，必然会走上这条道路吗？我庆幸我没有走上这种道路，我为自己的清高而骄傲，我鄙视他们的浪声浪气。忽然，我在北京中华总工会的所见所闻又涌上心头，我想，这造反迟早要走向末路，走向反面。一时我又沉浸在灰心丧气的情绪之中，对一切都心灰意冷。一阵从内心发出的疲倦——我太累了，真的太累了！
   这时车一转弯，驶进了淮海路622弄，哦！这是党校，中共上海党校。我们下车后，那位女郎头也不回，匆匆地向后面的楼房走去。我跟在范的后面，问他会在哪里开？他说你跟着我吧！
   话虽这么说，他却快步而走，有意同我拉开一段距离。在左边的一幢楼的门口有不少人站着，也有不少人在进去，他似乎有意要避开这些人，快步朝前疾走。从楼内传出一阵阵闹哄哄的人声。这时有人在喊他，向他招手，他朝那人走去，我也跟他匆匆走进楼内。
    “上海人民公社”就这样诞生？
   楼内的人还真不少呢！在中间的一间大房间内聚集了许多人，我不由自主放慢了脚步看。人们围着一个戴鸭舌帽的青年，那青年人态度傲慢地在大声讲着什么，定睛一看，是工总司的王承龙，好一副总管爷的腔调！
   就在我这么东张西望时，回头找范，范已经不见了。我只得一间间教室去找，那里还有他的踪影，我连忙出楼，也没有他的身影，面对偌大党校的一幢幢楼宇，到哪里去找？我心想，不是说来开会的么？这里不是聚集了上海不少的造反组织吗？大概会议就在这里开罢，我重新回到中间的那间大房间里面。
   在这个大教室里，哪里像在开会，乱糟糟的吵成了一团，有人在激动地争辩着什么，有人在愤愤不平地诉说着什么，有人默默地在看着听着。
   我听了一会儿才知道，原来这里汇集了上海不少造反组织，要求结合进那即将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新生的权力机构。这些人代表着各自的组织在纷纷向工总司的王承龙苦苦诉说。而他则不时斥责这个组织为老保组织，不能参加，那个组织有什么什么问题也不能进入。于是有的人在低声下气地求他恩准，在遭到他的轻蔑拒绝后，又愤愤不平地数落起来。接下去又是一个组织向他表白自己组织的造反经历，但他都以傲慢的口吻把这些弱小的在野派们拒之于门外。
   我目睹此景，心中极其烦燥，这哪里像在组织新生的革命政权？我真不想说什么，是啊！面对骄横不可一世的王承龙，我能说些什么呢？但是，不说吧，似乎白来了一趟，有些不甘心。说吧，看来也要碰一鼻子灰。但我想，我是你们工总司范佐东请来的，总还不至于像前面这些人一样，讨个没趣吧！决心定了，几次要想插进去讲话，全被人抢了先。我又想，这些弱小的组织造反都比较晚，但我们红工司造反早，人员多，对工总司还多少有点情谊吧！我干脆分开众人走上前去，把王承龙从讲台上拉下来。他对我看了一眼，我就向他自我介绍，简要说明来意。
   他不等我把话讲完，就用轻蔑和嘲笑的口吻说：“噢！你们红工司啊！你们的费敏璋拒绝在紧急通告上签字，你们是搞经济主义的组织，也想进上海人民公社啊？！”
   这是意料中的，并不奇怪，我对他说：“费敏璋个人代表不了要革命的四十万红色工人，我们红工司对他的错误已经作了批判，……”
   他再次打断我的话，以嘲弄的口气对大家说：“一个经济主义组织也想参加，啊――你问问大家会同意吗？”
   我发急了，拉住他说：“我们四十万红色工人是要革命的，我们红色工人在以往的重大斗争中，都是与你们工总司并肩作战的，这些你不会不知道吧！”
   想不到他把我一推，闯开人群向外就走，一些人马上乱哄哄地跟着他向外走去，继续向他唠叨诉说。
   我没有这个耐心继续去受他的鸟气，我愤怒地盯着他远去。你们工总司没有一个是好人！要用到我们出力时，就来找我们，现在却把我们一脚踢得那么干脆和无情。我无心再浪费时光，便走出党校，走上淮海路。
   热闹的淮海路上人来人往，走过这622弄的人们，大概谁也不会料到在党校的楼宇里，造反头头们是如何闹哄哄地要挤进这即将诞生的上海的新生权力机构，为自己的组织争得一席之地。人们不会想到，新生政权的诞生竟是如此乌七八糟。
   幸好未上贼船
   马路上的大幅标语：“热烈欢呼上海人民公社即将成立！”向人们预示造反派的得势，夺权的成功。我想这对大多数市民来说，并没有什么切身的利害关系，因此他们无动于衷，静静地看着事态的发展，广大市民更不会发觉满街大标语中有一个细微的不同之处：
   “热烈欢呼新上海人民公社即将成立！”
   “热欢呼上海人民公社即将成立！”
   “一切权力归新上海人民公社！”
   “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同样是“上海人民公社”，一种标语前面有个“新”字，是“新上海人民公社”，另一种标语没有“新”字。不用说普通市民会从有没有这个“新”字上发现什么不同，就连我这个头头也没有悟出它们的差异，并进而想去了解其中的内幕。我当时的理解是直接称“上海人民公社”也行，加个“新”，表明它是“一月风暴”后的新生事物，也行。殊不知两种标语的涵义是大不相同的。
   这里的“新”是指另外成立一个“新的”上海人民公社来与正在筹备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相抗衡。这里有一个当时我完全不知道的更大的权力之争。我的老天！新的政权机构还没有成立，两派已经形成，分裂已经开始了！
   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以耿金章为首的一派人（包括范佐东），他们要成立一个新的权力机构“新上海人民公社”与王洪文对抗。那时上海市党校是王洪文筹备成立人民公社的地方，而耿金章他们也选定在党校内进行筹备和策划他们的行动。看来我是耿、范选中的对象，事先他们一定对我作过研究才把我约去的。
   孤陋寡闻，头脑简单的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去想，兴冲冲地跟着范去了。如果我真的跟范进了他们的会议室，也就是进了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的会议室，我也跟着他们干了，那么我就成了分裂上海新生革命政权的一份子！几个月后，掌握权势的王洪文就把耿金章、范佐东抓进了监牢。如果我成了“新”公社的成员之一，王洪文的“铁拳”也必然会砸在我的头上。
   如果说，在这之前，命运使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开出的“红色列车”只因为车长嘴笨而失去了我们组织与中央首长甚至可能是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又使我在北上赴京去参加铁道部“抓革命，促生产大会”时又差了一点点没赶上，使我两次失去成功的机会，失去宣传自己组织，扭转组织形象的机会的话，那么现在，冥冥之中似乎又有鬼神在主宰我的命运，在关键时刻使我避免滑入深渊。不是吗？在党校不知怎么搞的，使我离开了范佐东，阴差阳错撞进了王洪文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办公室内。当时是撞了一鼻子灰，还抱怨范在戏弄我，心里别提有多窝火。事隔多少年后，才感谢那次差错，使我避免了上“贼船”，也使我看到了王洪文他们的新生革命政权成立时的轰闹、混乱、肮脏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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