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岁月》：第二十三章解散前后

第二十三章解散前后
夺《支部生活》权的闹剧
   一九六七年二月上旬的上海，为成立上海人民公社而忙碌，各派造反力量为了挤进这上海的权力机构而争斗。在100天前，人们刚起来造反时，谁也没有想过夺权，随着形势的发展，经过几十天造反生涯，造反头头们已经习惯了发号施令的生活，或者说已经尝到了执掌权力的甜头。是啊，人们在尚不明了真正的民主是怎么样的民主时，人们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顶着各方面的压力起来造反，但是，当自下而上的夺权，或者直截了当地说，按主席伟大“战略布署”的授意夺权开始后，头头们脑中仅存的一点点可怜的民主意识荡涤殆尽，权力的私欲被挑逗而急速膨胀开来。
   中央可能以为这些造反派的头头是一股新生的力量，实际上，他们在这一百天里，一下子暴发起来，已经迅速地腐败，成为权力暴发户，成了新生的权贵。他们掌了权，绝对比不上那些老的当权派，比不上那些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考验的革命家。
   在这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形势面前，我们红工司的头头一无所知，因此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我们的组织又一次被排除在外，已成定局。这样的后果究竟会是怎样的呢？我不知道王继鑫、郭文美两人是怎样想的，费敏璋和殷庆宝又是怎样想的，他们又在做些什么呢？
   这段时间，我有时灰心至极，很想退出这场人间的大闹剧，可是真要这么做，老实说于心不甘，唉！还是做我的组织部长吧！可是，有时我却又思想活跃，很想为四十万红色工人切切实实做点事。
   一天清晨，从家中出来，经过一夜在家好睡，我神清气爽，乘在电车上，一路观赏着沿路的标语口号（从马路两旁的标语，可以观察到上海的形势发展），这天窗外掠过的口号都是夺权的内容。
   在这一片夺权声浪中，我十分天真地想，上海的造反派们都在夺权，我们为什么不也去夺权呢？
   夺市委的权？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敢想的，红革会几次夺权都没有成功，我们肯定办不到。记得在我即将去北京的前二天，我召集各分部各系统的头头们来总部开会，我原本的意图是就费敏璋拒绝签字的错误向大家进行解释，说明那天在锦江签字的经过，以求得下属的谅解，要求大家面对外界的压力同心同德，渡过眼前的难关。在我的解释下，人们平心静气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并没有向我发难。
   不想在会议快结束时，那个草包后勤部长钱桂芳突然窜进会议室来，用他常委的身份，大放厥词，号召大家夺权。他歇斯底里的讲话和提出夺权的号召，使各分部的头头们愣住了。大概“夺权”这一字眼对于我们这些“临兄”太陌生了。也或许大家被他的歇斯底里的形象糊弄住了，人们屏住呼吸在听。这一来，这个草包就更来劲了，歇斯底里更为发作，用更神精质的语言，混乱的逻辑思维，唾沬横飞，要人们现在就跟着他走去夺权。这时，草包的夫人――那个身材丰膄的女人不知什么时候也站在了丈夫的身边。指手划脚地在帮衬着丈夫，仿佛这时的天下已经是他们夫妇俩的，仿佛红工司的总部和组织部的权力已经全部被他们俩夺到手了。
   我对这眼前的闹剧出奇的冷静，似乎在看一个小丑在演一场拙劣的戏，我很厌倦，以至于打起了瞌睡。当我被一阵脚步声弄醒，杨福海嘻嘻笑着告诉我，草包带着人去夺权了。
   去夺谁的权呢？可笑得很，也亏他想得出，去夺党刊《支部生活》的权。我不由大笑起来。我环顾一下，我们组织部的人都在，没人跟他走，下面的头头们只是被他带走了一部份人。我的人都在看着我，他们看出了我的态度――不屑一顾。
   我对剩下的头头们宣布，我要去北京，为了铁路上的情况去北京，尽一切可能利用14次列车的光荣挽回组织的颓势。
   已经时近半夜，不断有人把钱桂芳的“夺权”消息送来。开头二拨人的报告还当正经事来向我报告，后来的几拨人则用嘻嘻哈哈的玩笑口吻来说。前面的人说钱如何劲头十足地带人冲进了《支部生活》，最后来人则说他挨训的那个熊样，听得人们哈哈大笑。我的好奇心被引起来了，要去看看这难得一见的场面，在我的一声招呼下，我们下了楼。
   《支部生活》杂志离我们总部不远，不一会儿就到了，我们从静悄悄的马路走入《支部生活》那扇厚重的小门，进门就是平时接待群众来访的接待室，接待室里还剩下七、八个人，居中的就是那个草包，低着头被一中年干部训话。他皱着眉，苦着脸，一声不啃，他那思维混乱的脑子，似乎在努力思索：为什么兴冲冲来夺权，反而被训？他的荣辱与共的妻子站在他身后，一脸的惊恐和不安。
   只听那个干部训道：“我们《支部生活》是中共上海市委的刊物，是共产党的宣传舆论工具，是党内的刊物，你一个群众组织怎么能来夺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你钱桂芳竟敢来夺共产党的权！你好大的胆！你还要不要党的领导？”说到这里，这名干部这发现我们陆续进来的人都是陌生面孔，于是他把话头停住，对我们审视了几眼。稍停，他又继续说下去，语气变得缓和一些，内容也开始转变，把调子降低三格：“革命造反，是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和修正主义的反，你钱桂芳竟造到《支部生活》来了，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大方向错了。”
   这名干部一面说一面还是不断转过脸来揣摸我们，终于，被他看出我是这群人的中心人物，他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我的身上。
   我始终一言不发，看这干部如何发落草包，然而我的身份还是被那草包夫人暴露出来了。她不知怎么，大梦初醒，向我奔来，急急向我求助，要我出面讲讲话。
   《支部生活》的另一干部，从草包夫人的口中，知道了我是组织部长后，马上对那位训话的干部耳语了几句，那干部的训话内容调子马上又下降三格：“你们红工司是一个临时工外包工的群众组织，我们对你们的处境非常同情，同情你们受歧视的地位和遭遇，我们在接待工作中，也不时听到群众的呼声，我们《支部生活》深表同情，尤其是你们在政治上的待遇……。”
   这些话分明是在说给我听，其用意显而易见，生怕把事闹大，想把事件就此了结。此人深谙世故，像钱桂芳这样的草包，可以用大帽子吓唬，但对其他人就未必行得通，他以退为进地说了上面这番话后，观察着我的反应。
   我有点幸灾乐祸地向神情木然的草包看了一眼，心情十分轻快，微微一笑，转身向外走去，我带来的人也随我向外走。草包夫人慌了，忙不迭地上来叫我，让我救她的丈夫。我笑着说：“由你夫人保驾足够了。”我走到门外，殷庆宝贼　嘻嘻对我说：“这小贼，让他去。想权想昏了头，夺权夺到这里来了。”原来他也来了，站在门口看戏。人们嘻嘻哈哈地在马路上笑了一会，这场丑剧就这样结束了，事后知道《支部生活》借给他几大本《大参考》合订本打发了“草包”，这“草包”在过后的几天以几本《大参考》自我陶醉了一番，还真有点阿Q的遗风。
   我成熟点了么？
   回想到这里，车已到外滩，看着车窗外掠过的市劳动局的牌子，我心中忽然闪出一个念头：如果我们真正要为四十万临时工、外包工，即今天的红色工人做一件大好事，主宰自己的命运，何不去夺劳动局的权呢？这才是我们要做的和该做的事。我一时为我的想法而兴奋。到延安东路，我转乘71路车，在车上我继续盘算着这件事。到了总部，我带着车上的兴奋，告诉杨福海，我刚才在车上想起夺权，我们应该去夺劳动局的权。
   他听了高兴地说：“对呀！早就该这样做了，你今天是怎样想起这个问题的？”我说我也是看了外面的形势才触发起来的。
   他说：“你们常委是该认真讨论这个问题了。”
   我心想，“讨论？常委们讨论？”我的情绪不由得从兴奋中跌落下来，不由叹了口气：“老杨，你看他们这些人在做啥？他们会想到这些问题吗！真正在做事的只有我们组织部。”
   杨福海看着不无悲愤的我，完全领会了我的意思，他对我的牢骚是有同感的，他们也时常这么说。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停了一会儿，他说：“如果你起来带头，我们支持你，而且也一定会得到下面的拥护。”
   是的，他的话没有错，而且也是真诚的。但我并没有被鼓舞起来，相反，我一想起我们这些常委的所作所为，联想到在北京的所见所闻和上海的遭遇，我对这革命造反，实在看透了，也灰心了，早上的好情绪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这人从骨子里就没有个人政治野心，我在一个错误的历史时代，错误地进入了这个造反角色里。一开始，我仅仅从我个人的生活遭遇出发，带着良好的愿望，想象着通过这场革命，使人们在毛泽东思想的真谛下，过上尽善尽美的生活。但我这个乌托邦式的肥皂泡很快就破灭了，随着这场革命的逐步推进，使我看清了它是丑而不是美，也使我从幼稚的革命狂热中冷静下来，认识了我自己，认识了人的灵魂，人的丑恶。我彻底厌倦了。我一声叹，默默无言地结束了我这几小时的、可以被称作是“小资产阶级”式的狂热。
   我似乎是成熟一点了么？
   （后来在组织解散后，只有我一人在同市劳动局的吴永法在进行善后工作。一天，我们在回收散失的物资时，他对我在这样吃力不讨好的情况下，仍认真地工作，不由叹息起来，他说：“你们常委真不争气：费敏璋拒绝签字，其他几个常委又有生活问题，实在不像样，本来上面有意图，要把你们结合进市劳动局革委会的，……。”他不无惋惜地看着我，半天才说：“如果都像你就好了。唉！全市的红色工人，算是白白造反了。”难道，这就是我们这场造反的真实评价吗？）
   欲进不能想，欲退亦不能。组织部的工作总是要干下去的。
   面对下面的反对派力量，我以响应工总司提出的精简口号为借口，制定了精简各分部、总队脱产头头名额的方案，试图用削减人员的办法，削弱他们的力量，缩小他们的权力，其真正的矛头指向那些反叛的几个分部，和具有强烈独立倾向的纺织系统的分部、兵团之类的下属组织，竭制他们的反叛倾向，限制反对力量的扩大。
   这一举措遭到了下面的反对。我太傻了，也太认真了，目前我们红工的地位，已使总部的权威大不如前，但我却下文件缩减脱产人员编制，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剥夺掉，行得通么？一纸空文能削弱他们的力量么？
   中央解散临时工组织的通告
   1967年2月中旬，我还在苦苦支撑这个支离破碎的红工司的时候，2月18日，突然传来了中央的通告――解散全国的临时工组织的通告。
   这犹如一声晴天霹雳！让我们不知所措。
   所有的常委总算被惊动了，总部见到了他们多日不见的人影。
   全体常委在大队部陈铭声的上海第九印染厂厂里的地下室开常委会，商讨对策。
   我们先对这一通告的全文作了文字方面的研究。应该说，这一文件的措辞是含混不清的。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理解。你可以是理解为是对全国性的组织 “全红总”的，与我们这些同全红总没有组织关系的组织无关。但是，从全文的要求和目的来看，从全国的形势来分析，又完全可以理解为：全国所有的临时工组织必须解散。这一文件使人在理解上产生歧义，它不像法律文书那样用词确切。这种用词含混不清的中央文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屡见不鲜，现在看来是不是上面有意这样措词，用来探探全国势力强盛的临时工造反组织的反应呢？这种可能也许会有，但是，中央要直接下令解散全国所有的临时工组织，只是举手之劳，不费吹灰之力，因此，更为可能的是，当时许多身居高位的要员本身知识层次很低很低，因此，经常下发让人模棱两可的文件，就不奇怪了。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