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岁月》：第二十四章重拉队伍

第二十四章重拉队伍
我骨子里不是造反派
   人的命运实在难以捉摸，一星期前我还可以调动数以十万计人马，做前呼后拥的造反头头，一夜过后，我手中的权就被剥夺了，接着做了几天快乐逍遥的白天“囚犯”。我从工人文化宫接受审查出来后，就立即回厂去“抓革命、促生产”了。
   当我重新站在平洗车的出布岗位上时，似乎感觉我昨天还在生产岗位上，一百天的辉煌只不过是做了一场梦。过去的一百天里，我隔上一段时间回厂，总有不少人围着我，而现在只能顾影自怜了。看来人的价值也是“随行就市”的。
   我的顶头上司带班长――一个老泰兴，人称“大梦”的老好人（因为他口头语好用“别做大梦”来告诫工人要认真工作，一天不知要说上多少句，故大家尊称他“大梦”）。我向他报到，说我回来了，请他安排工作。
   他笑了起来：“别说梦话喽。”一口浓重的泰兴话。我说真的，旁人也证明说这是真的，他才点点头：“回来好，回来好。”遂把我安排在原来的岗位上。
   现在，我满耳是轰隆的机器声，在明亮的灯光下，我眼望流不断的从头上飘下来的灯芯绒布，晃若隔世。
   这时的上绒厂，大权已经被工总司造反队夺下，上从党委书记厂长，下到车间支部书记主任，全部“靠边站”，（靠边站是指当时的当权者――党政领导人从权力座位上下来，交出大权，这是从电影《霓红灯下的哨兵》一位排长的口头语取来。）上上下下掌权的人物都换了马，现在掌权的头头们，其中的有些人，平时的所作所为和人品是令人摇头的。（我们车间的造反队头头，就是原来被我口诛笔伐的人物。）他们在忙于召开一次又一次的批斗大会，批党委书记，批政治部主任，批车间支部书记。
   说来我这个人也真是“贱骨头”，当我看到现在掌权者们的“胡作非为”之后，我又不安份了，我头脑中受共产党教育的正统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我要为当权派“靠边站”后被批斗的过激行动鸣不平了。剖析我自己，我不是一个真正的造反派，正统的思想始终左右着我的行动，在我的一百天的造反史中也处处可以看出，我无所谓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我只是一个受共产党传统教育出来的信徒，文化大革命中我成了一个狂热的追随者，其根源是由于我的不公平的遭遇。但我从心底里却是为了维护党的威信，为了建成一个真正的完全按毛主席教导的、完美的、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社会没有官僚主义，没有不公正，一切为人民服务。
   这时的我认为，让现在这些人掌权是破坏了党的领导，是坏人掌权，不能让这些人掌权。相对来说，我在感情上同“靠边站”的人靠得近一些，于是我就在批斗会上大胆地指责造反派头头。当然，要指责他们，就要有政治依据，要有“武器”，“武器”是简单的，首要的“武器”是毛主席语录。譬如用得最多的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射他们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也不是党的领导。另一个“武器”是当时的中央两报一刊的社论，对这些社论认真读上两遍，用有关的段落和提法，再结合本厂的情况，来指责他们，打击他们。譬如，用：“党的干部95%是好的，比较好的。”“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用来保护我认为要保的原当权者。虽然批斗会上只有我一个人唱唱“反调”，但往往由于我这么一冲，再有人附和，气氛就被我破坏了，要么草草收场，要么不敢为所欲为地批斗。
   我不光是在批斗会上发言，在会后，我经常铺开白纸，提起毛笔，饱蘸浓墨，仔细回忆会议过程，抓住某一头头的一言一行，用大字报，上纲上线，大批这些混蛋。
   我在工总司造反队一统天下，夺权在手的气候下，用大字报公然称他们为混蛋头头，其轰动效应是震动全厂的。当然，我注意立论牢靠，用新出的社论来武装自己，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记得我用了一篇当时出的社论《保卫四清运动的成果》来打击他们，打得他们那个痛啊！他们原来是在四清社教运动中挨整的人，他们的造反动机可能就是因为吃了四清运动的苦头。而现在中央却突然出了这么一篇社论，太好了！立刻被我装在“枪膛”中放了出去，我用大字报称他们的造反是要推翻四清成果，为自己翻案，完全是在造无产阶级的反。这一棍把他们打闷了，他们暂时不敢开什么批斗会了，在群众中威风扫地。
   我这种毫无顾忌的冲杀，虽然痛快，但是，结下了仇恨，为他们日后报复播下了种子。
   垂死挣扎的人
   在这段时间内，我特别惦念红工的群众，惦念这几十万失去了组织依靠的队员们，也惦念着各基层组织的头头。
   组织被解散，总部被接收，心灰意冷的群众大多数成了“逍遥派”，好多队员什么组织也不再参加。有些活动能力强的，不甘寂寞，投到工总司麾下，但是，在后来工总司的“内战”中，他们却成了牺牲品，成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挨整了一段时间。
   解散以后有没有掀起一点“浪花”的呢？也有。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卢湾区的红工分部人员，他们活动能力特强，二月十七日的通告后，他们摇身一变，进入了工总司卢湾区联络站，还似乎掌握了该区的宣传大权，他们把红工司的《红色工人报》与工总司下的《卢工造反报》合并，改名为《无产者报》，报的版面和内容，简直就是原《红色工人报》，在三月九日的这期上，竟然发表了一篇《红色工人报告别读者》的文章。
   他们在文章的开头，对于二月十七日的通告的态度是这样写的：“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红色工人的各项有关问题最亲切的关怀，最英明的决定，我们全体革命的红色工人应该坚决响应，坚决贯彻这项文件，不折不扣地执行并做好这项重大的工作。”
   这些“最亲切的关怀”、“最英明的决定”、“坚决响应”、“不折不扣地执行”等等的话总是要说的，就象大臣在跪接皇帝赐死的毒酒时，必定要说“臣领旨谢恩”一样。
   接下来，文章把《通告》之后，各单位辞退大批红色工人，乘机对红色工人进行阶级报复称之为是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以及假冒革命组织名义的人的垂死挣扎。
   错了！可怜的同志们！我理解你们如此措词，但这决不是走资派、牛鬼蛇神或假借革命组织名义的人之所为。走资派、牛鬼蛇神早就被踩在脚下了，也没有这么多人“假借革命组织名义”，这是大势所趋，这是“御旨”的力量。实际上，垂死挣扎的正是你们，正是我们。
   虽然他们改头换面，利用工总司的外衣，顽强地坚持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用最左的语言和赞美伟大领袖的词藻作掩护，揭露一些对红色工人歧视迫害的阴暗面。但这些人搞的时间不长，不几天就被“溶化”了，失去了他们的笔杆子。王洪文和张春桥是不会容忍红色工人的存在的。
   卢湾的这些红色工人，他们原是反对总部，与总部闹独立，另立山头的帮派团体，到了组织解散后，他们在工总司的旗号下继续为红色工人说话，其勇气可敬可佩。但是，时至今日，这些人的帮派思想还继续存在，在该期报纸上同时出了一篇“揭发红工总部一小撮常委的罪行”的文章。文章以整版篇幅，揭露了所谓常委们的罪行，内容大多是失实的，偏激的，有些是道听途说，有的是夸张了的事实，有的纯属造谣。这种兄弟相煎文章的出台，其效果是“亲者痛，仇者快”。他们口口声声为红工利益，但并没有大局观念，而是为他们小团体的利益，为小团体的头头们出了一口气，一口受了殷庆宝排挤打击的乌气。
   在我厂里，我这保皇的角色一直在做下去，我不断有大字报贴出来，抱着一种轻松的、近似于游戏的态度，不断攻击造反队的批斗和和他们的行为，在这种笔墨游戏中，我一直处上风，一种胜利者的自我陶醉，使我出足了风头。
   而这时的三、四月份，上海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市委已经全部靠边，新生的市革命委员会――市革会在执掌着全上海的党政大权，各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已经全面瘫痪，工总司成了一统天下的掌权组织，从市革会到各区革会，到各系统、各基层，全部由造反队掌权。
   但是，有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例外。
   雄踞上海东北角的上柴联司和支联站
   这个例外是上海柴油机厂。
   有着上万名员工的上海柴油机厂，雄踞在上海东北角的军工路上。这时厂内有两派组织，对立严重。一派“上柴联司”在与工总司挂钩的过程中，不知何故，失去组织关系，没有隶属于工总司，后来他们就自成一体。而另一派“上柴东方红”却挂上了工总司的组织关系。据说“东方红”里干部较多，被大家视为保皇派，群众基础不及“联司”，但既挂上了工总司的关系，就得了势，两派的内战最后打到社会上，互相张贴和散发大幅标语和传单。
   上海市民中普遍支持联司，并且形成了一股支持和同情联司的力量。这里面是不是有对弱者的同情呢？也许有。
   我很难说清上柴厂两派组织争论的问题究竟谁是谁非，仅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联司的宣传舆论工作做得极好。一个万人大厂中的一个组织，能在大上海铺天盖地张贴大幅标语，是很了不起的，给公众的形象，它是真正的造反派，是反资反路线的英雄。广大市民从文革开展以来，几乎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对官僚主义痛恨不已，对曾受过当权派压制、甚至镇压的造反派比较同情。但市革会却表态支持工总司属下的“上柴东方红”――实质上的老保组织，这样，市革会、工总司就站到了全市人民的对立面。这是不是有对造反队夺权后的失望心里呢？或许有。
   人们有了支持联司的思想，上柴联司就有了群众基础。然而，掌了权的，为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稳固，必然要压制这全市仅有的一个反对派――这个同工总司一统天下相比起来，似乎是徽不足道的反对派。可是，结果却适得其反，压制反而进一步激起了市民对上柴联司的同情和支持，对市革会的倒行逆施，深感失望，而这时又有一部份人，由于没有挤进造反队夺权的行列，促使他们转向联司。于是，在上海，各种同情、支持联司的势力很快形成了一股支持联司的政治风暴，各区各工厂，支持上柴联司的组织纷纷成立。以上海某汽车配件厂的陈卜昌为首，组织了全市性的“支联站”――上海支持上柴联司联络站，各工厂的支联站组织纷纷向陈的大旗靠拢。当然这些组织一出现，就遭到工总司的压制，但压制又强化了市民的造反心理。――上海滩，一个个“真造反”的组织揭竿而起。
   这时，上海的临时工和外包工们，却在二月十七日的通告后，被大量辞退，在这生产萎缩、乱遭遭的时代，哪里会被及时重新安排工作呢？这就意味着失业，意味着生活的艰难。
   我关心上柴联司的命运，市民对联司的热情支持，支联站的出现，激荡着我的心扉。我收集上柴联司的宣传品，了解上柴厂的文革情况，有意在厂里建立支联站组织。而“临兄”们的命运又让人揪心，这时殷庆宝和王继鑫几次三番来厂拉拢我，要我为“临兄”们出力，重拉队伍。我考虑后认为，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能局限在厂内小搞搞，决定随殷、王去重拉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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