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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手的世界 我告别了他们,匆匆赶到厂里。那个泰兴老头,安排了我的工作岗位后,一声不响地走开了。我在酸洗工序的出布岗位上。 不多一会,发觉有些异样,没有人同我说话,有个姓刘的坏种,若即若离的在近处对我监视着,还不时有造反队的人远远看一看就走。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我的心头。果然,半个小时后,造反队头头之一的姓蔡的坏种同姓刘的走来,要我去造反队办公室。 我一进办公室,马上围上来几个彪形大汉,我一看就知道这些是“职业打手”。完了!我又要被严刑拷打了!这些人用黑布蒙上我的眼睛,押上卡车。待他们扯下我眼上黑布时,我一看,又是在一间教室内(事后知道是上海航空学校)。在文化大革命中,教育人的学堂成了惨无人道的同类相残的地狱,这真是对人类文明的嘲讽。 后来我才知道,在杨浦区虹口区的一些工厂和学校,组织了一个叫虹杨联防站的组织。我不知道他们的宗旨是什么,联防?防什么?防谁?实际上他们是工总司属下的基层造反队联合组织的一批打手。称他们为“职业打手”毫不为过。这些学生和工人,不念书不做工,就是每天打人,打无辜百姓,美其名曰打流氓。工厂造反队之间发生争执,发生武斗,就派这些职业打手上阵。 在以后的日子里发生了一起武斗:在文革前我们厂同外厂共同联办了一个职工疗养院,因为我厂出的经费最多,所以领导权亦在我厂,该疗养院也以我厂命名,叫上海绒布厂疗养院。在造反夺权的日子里,疗养院的夺权成了问题,各厂造反队谁也想夺这个权,要在“疗养院”三个字前面挂上自己的厂名,于是各厂造反队争得不亦乐乎。其中有一家是上棉卅二厂,这厂出了一个王秀珍,是同王洪文一起造反起家、红极一时的市革会委员。因有这个背景,该厂动员外厂几千人来冲我厂。我们厂就把虹杨联防站上千人的学生调来,把工厂筑成一个堡垒,用硫酸、烧碱作武器(纺织印染厂里这种“武器”多得是)对付冲击者。这次武斗,幸好被军代表及时制止了,否则其伤亡后果不堪设想。但在外面几十辆卡车冲来时,我厂原来的一位党委秘书(现时也是工总司造反头头),为表现自己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冲到大门口进行劝阻,被对方用弹皮弓弹瞎眼睛一只。外厂有几人被抓进来毒打了一顿。尽管大规模武斗被制止了,但毕竟是伤了几名无辜者。“虹杨联防站”就是这样一个职业打手的组织。 在文革中,出现打手和以打人为乐,是必然的。毛主席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就对一名叫宋彬彬的红卫兵说:“要武嘛!”既然老人家倡导“武”,那位红卫兵当即改名宋要武。于是,从中央报刊到街头小报,无不充斥着“专政”的语录,强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种“暴力的行动”,煽动红色恐怖,播撒阶级仇恨,把文革序幕中,即《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那一点点当作遮羞布的学术气氛扯个干净,露出了狰狞的面孔。中国从一个礼议之邦,一下子成了打手的世界。 当文革结束,武斗的烟尘降落后,人们看到了报应——兽化的尚武,并没有使民族强悍,反而使见义勇为者大大减少。因为文革的武斗是对无辜者的施暴,是对弱者的酷刑。它培育的不是铮铮铁骨的硬汉,只是狐假虎威的懦夫。它摧残了人性,摧残了民族精神,毒化了民风。如果说文革对经济是一场浩劫的话,那么对民风的毒化则是更大的犯罪。中国在经济上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把国家打个稀烂,三年不就恢复过来了吗?大跃进、浮夸风使国家饿殍遍野,三年不也恢复过来了吗?但民风的恢复恐怕要化几代人的努力。文革结束已经近三十年了,人们称赞经济快速发展,但人们却悲叹人心变得刁滑了,社会诚信水平大大下降了。 这笔帐不知找谁去算。 毒箭双雕 我站在教室的一隅,几个杀气腾腾的打手环立我的身旁,手痒痒地急于要动手。对于这样的场面,我已经领受过了,我心中明白,厂内的造反队头头尤其是车间的头头,他们是在用打击支联站头头为借口,对我进行报复。 六六年夏天,在党支部的领导和组织下,也就是后来所说的资反路线中,我们车间的大字报大都出自于我的手,触痛了一些人。后来在六七年二月红工组织解散,我回厂的一段时间内,我又用大字报同他们唱对台戏,冲击批斗厂长和车间党政领导的大会,使这些工总司造反队头头对我恨之入骨。现在我轻率地回厂,正撞在刀口上。得!我认了,我只有满足他们的复仇心理了。 打手们刚要动手,忽然从外面走进一人,我一看,是我车间的造反头头蔡长根,此人猴腮尖嘴一肚子坏水,他插在我与打手之间,对打手眨了眨眼,对我说:“这里是虹杨联防站,把你抓来的是联防站,我们也没有办法(他在假充好人了)。只要你讲出厂里支联站的成员情况,就没有事了。” 我对他说:“厂里支联站我不知道,我不在厂里,如何知道呢?” “那我就没有办法了。”他歪了歪嘴,这些打手立即扑了上来,“大背包”接连不断,人尚未站稳,又被凌空摔起。我干脆不起来,他们就用厂里带来的织布机上的“打梭板”猛力抽打屁股,我一阵阵钻心的痛,撕心裂肺的痛。这次打的要比上次厉害多了,我不得不以揪人的嘶叫来减轻痛苦。 打手累了,休息的时候,蔡和厂里外号叫狗熊的出来讲话了:“你还是讲了的好,何必皮肉受苦呢?”这些打手以满足的神情,歪着头嘻笑着抽起香烟,欣赏我的痛苦。 我重新对他们说:“厂里支联站的事,我不知道,我人在外面,有些什么人参加,我怎能知道呢?”我的回答,实际上他们也明白。 “那么,上绒支联站(筹)是你搞的吧!” “是的,那张支联站(筹)的宣传品是我张贴的,我贴出后就离厂了。” 这时又进来几个打手,他们没有参加刚才的打,似乎损失了什么,便插话说:“不交待吗?”蔡对他们点一点头,这几人冲上来,把我拖翻在一只长条凳上,我脸朝下躺着,他们就抡起“打梭板”轮流抽打,直打得我拼命叫喊。 厂里又有几个头头赶来,看看不对,出面制止道:“不能再打了,不要打出事体来。”(这是指不能打死我。)这些打手才歇手,又是抽香烟、嘻笑。 他们把我拖起来,我的下半身像在火里烧烤那样刺心的痛,我望着昏黄的灯光,晕晕乎乎的头脑一片空白。这时忽然从隔壁传来陈鹤鸣的声音,我明白造反队把他抓来关在隔壁。只听有人在说:“刚才沈××不老实,不肯交待,你已经看见了,怎么样?不要不识相,还是识相一点好。”又听陈鹤鸣急急为自己辩护:“厂里支联站头头是沈××,不是我。”这小子真不是人,明明他以头头自居,发展组织了不少人,而现在却全推给了我。 “啪——”一下响亮的梭板打在桌子上,“怎么?要吃生活(打)吗?”我只觉得陈的声音逐渐低下来,嘟嘟哝哝再也听不出说些什么了。我有了殷的教训,知道此人要出卖我了。 过了半天,厂里的头头们从隔壁走进来,又开始对我审问:“你还是交待的好,陈鹤鸣已经坦白了。” 我明白不开口不行了,而且我不值得为了保陈鹤鸣这样的软骨头而受罪,我就叙说了他来找我的过程。但我没有把我知道的另外两人的参与说出来。他们对这样的“交待”当然不满足,要我把所有参加的人的名单交待出来,我坚持说不知道,他们居然也不再继续追问我,反倒穷追不舍逼我交待厂里的党员干部是否有人参加。这时蔡长根又用软的一套“诱供”,明确要我把党委书记参加支联站坦白交待出来,软的不行,又来硬的,把我拖翻在地又是一番毒打。 我终于明白了,他们逼我把党委书记范雨生逼上死路,我心想,这些人也太狠心了,夺权就夺权吧,何必这样无中生有地陷害一个人呢?喔——不对!这坏种今天是毒箭双雕,既可对我报复,又要利用我达到诬害党委书记。事后一旦真相大白又可一点不负责任,罪名由我来承担。这着棋太卑鄙了! 我说:“蔡长根,你太阴险了。你打吧!只要你今天不把我打死,总有一天我不会饶了你!”于是,免不了又遭来一顿毒打。但只要打手停下手来,我就是这样一句话:“要打,就打死我,不打死我,你蔡长根不要想太平!” 我这种顽强态度,倒也镇住了他们,他们停止了审问和拷打。又把我连夜押回厂里,关在工会的二楼走廊。我躺在地上不停地翻滚、呻吟(这时的痛疼简直无法忍受),这惊动了驻在我厂的支左军代表,一位年轻的战士问我怎么了。我说什么呢?我没有理他,只是翻动身躯,啊呀,啊呀地呼叫。他呆了一会,把医务室的夜班医生,一位叫朱敏的女医生叫来。这位“白衣天使”一见我这个“支联头头”或者说“临时工头头”,便“噢,这个人呀!”回头便走,啥话也不问,啥药也不给。 我看着她走了,我从心底里可怜这个女医生。你是一位医生,而且是解放军请来的,你如果是怕的话,我也能理解,但你那对我不屑一顾的鄙夷,说明了你并不是怕得罪造反队,而只是轻信谗言,随风摇摆,也把自己降得那样低微。 我想吞下纸条 那个年青的解放军战士在我的身边站了一会,也走了。我继续在地板上翻滚,天色开始发白。天亮后,他们把我关进东头原团委办公室内。我一人在空荡的房子里,听着楼下的路上,不时有车间里的工人走过,从他们的声音中我了解到,这时厂里造反队开始对凡参加过支联站的人,三、四人一抓,分批往航校送,由航校的打手拷打。一时把厂里的气氛搞得恐怖万分。 我在抚摸伤痛时,突然手指触及口袋内的纸条。啊!昨天晚饭时殷庆宝给我的黎伯昂写的字条!如果这张字条被搜去的话,他们只要把这字条照抄,在前面加上一两句说明,我们两人将在全厂三千工人面前成了偷糖吃的小偷,会有多少人笑话我们,几年后还会有人把它当成笑柄。这太严重了,我要消灭这张纸,把它吞下肚去,像电影中地下党那样。 不过,时间还来得及,并不是到了电影中国民党搜捕拍门的关头,再说吞纸张一定不好受。我就把纸撕成小小的碎片,想把它撒到窗外去。 窗外,对面大楼的底层,就是造反队办公室,千万不能给他们发现,而且两座楼之间是一条通道,来往的人不断,一次撒多了会出问题。我就一片一片的往下扔。幸好一阵阵的东南风帮了我的忙,纸片飞得远很开,我用几分钟了了这件心事。花了十几元请客要来一张纸,又冒了被造反队发现的风险消灭掉,想想可笑。我真是白痴! 好了!绑架、拷打、审讯,我都经过了,这次又差点吞“文件”,我都能挺过去!我对得起组织,对得起朋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算得上一条硬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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