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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岁月》
《我的文革岁月》沈福祥著
·内 容 提 要
·自 序
·目 录
·第一章 童 年
·第二章 走进社会
·第三章 户口迁移记
·第四章 临时公民的外延
·第五章 上 访
·第六章 投入党的怀抱
·第七章 抄家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
·第九章 密 谋
·第十章 拉大旗
·第十一章 承认
·第十二章  第一号通令
·第十三章 万人大会后
·第十四章 组织改名
·第十五章 机关琐事
·第十六章 赤卫队的失败
·第十七章 红工司走上顶峰
·第十八章 抵制经济主义“妖风”
·第十九章 北上首都
·第二十章 面对反对派
·第二十一章 神秘的人物
·第二十二章 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哄闹
·第二十三章 解散前后
·第二十四章 重拉队伍
·第二十五章 秋后算帐
·第二十六章 悲凉的起义
·第二十七章 还是阶级斗争
·第二十八章 文革冤魂
·第二十九章 反思“社会灾难”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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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秋后算帐


   打手的世界
   我告别了他们,匆匆赶到厂里。那个泰兴老头,安排了我的工作岗位后,一声不响地走开了。我在酸洗工序的出布岗位上。
   不多一会,发觉有些异样,没有人同我说话,有个姓刘的坏种,若即若离的在近处对我监视着,还不时有造反队的人远远看一看就走。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我的心头。果然,半个小时后,造反队头头之一的姓蔡的坏种同姓刘的走来,要我去造反队办公室。
   我一进办公室,马上围上来几个彪形大汉,我一看就知道这些是“职业打手”。完了!我又要被严刑拷打了!这些人用黑布蒙上我的眼睛,押上卡车。待他们扯下我眼上黑布时,我一看,又是在一间教室内(事后知道是上海航空学校)。在文化大革命中,教育人的学堂成了惨无人道的同类相残的地狱,这真是对人类文明的嘲讽。
   后来我才知道,在杨浦区虹口区的一些工厂和学校,组织了一个叫虹杨联防站的组织。我不知道他们的宗旨是什么,联防?防什么?防谁?实际上他们是工总司属下的基层造反队联合组织的一批打手。称他们为“职业打手”毫不为过。这些学生和工人,不念书不做工,就是每天打人,打无辜百姓,美其名曰打流氓。工厂造反队之间发生争执,发生武斗,就派这些职业打手上阵。
   在以后的日子里发生了一起武斗:在文革前我们厂同外厂共同联办了一个职工疗养院,因为我厂出的经费最多,所以领导权亦在我厂,该疗养院也以我厂命名,叫上海绒布厂疗养院。在造反夺权的日子里,疗养院的夺权成了问题,各厂造反队谁也想夺这个权,要在“疗养院”三个字前面挂上自己的厂名,于是各厂造反队争得不亦乐乎。其中有一家是上棉卅二厂,这厂出了一个王秀珍,是同王洪文一起造反起家、红极一时的市革会委员。因有这个背景,该厂动员外厂几千人来冲我厂。我们厂就把虹杨联防站上千人的学生调来,把工厂筑成一个堡垒,用硫酸、烧碱作武器(纺织印染厂里这种“武器”多得是)对付冲击者。这次武斗,幸好被军代表及时制止了,否则其伤亡后果不堪设想。但在外面几十辆卡车冲来时,我厂原来的一位党委秘书(现时也是工总司造反头头),为表现自己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冲到大门口进行劝阻,被对方用弹皮弓弹瞎眼睛一只。外厂有几人被抓进来毒打了一顿。尽管大规模武斗被制止了,但毕竟是伤了几名无辜者。“虹杨联防站”就是这样一个职业打手的组织。
   在文革中,出现打手和以打人为乐,是必然的。毛主席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就对一名叫宋彬彬的红卫兵说:“要武嘛!”既然老人家倡导“武”,那位红卫兵当即改名宋要武。于是,从中央报刊到街头小报,无不充斥着“专政”的语录,强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种“暴力的行动”,煽动红色恐怖,播撒阶级仇恨,把文革序幕中,即《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那一点点当作遮羞布的学术气氛扯个干净,露出了狰狞的面孔。中国从一个礼议之邦,一下子成了打手的世界。
   当文革结束,武斗的烟尘降落后,人们看到了报应——兽化的尚武,并没有使民族强悍,反而使见义勇为者大大减少。因为文革的武斗是对无辜者的施暴,是对弱者的酷刑。它培育的不是铮铮铁骨的硬汉,只是狐假虎威的懦夫。它摧残了人性,摧残了民族精神,毒化了民风。如果说文革对经济是一场浩劫的话,那么对民风的毒化则是更大的犯罪。中国在经济上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把国家打个稀烂,三年不就恢复过来了吗?大跃进、浮夸风使国家饿殍遍野,三年不也恢复过来了吗?但民风的恢复恐怕要化几代人的努力。文革结束已经近三十年了,人们称赞经济快速发展,但人们却悲叹人心变得刁滑了,社会诚信水平大大下降了。
   这笔帐不知找谁去算。
   毒箭双雕
   我站在教室的一隅,几个杀气腾腾的打手环立我的身旁,手痒痒地急于要动手。对于这样的场面,我已经领受过了,我心中明白,厂内的造反队头头尤其是车间的头头,他们是在用打击支联站头头为借口,对我进行报复。
   六六年夏天,在党支部的领导和组织下,也就是后来所说的资反路线中,我们车间的大字报大都出自于我的手,触痛了一些人。后来在六七年二月红工组织解散,我回厂的一段时间内,我又用大字报同他们唱对台戏,冲击批斗厂长和车间党政领导的大会,使这些工总司造反队头头对我恨之入骨。现在我轻率地回厂,正撞在刀口上。得!我认了,我只有满足他们的复仇心理了。
   打手们刚要动手,忽然从外面走进一人,我一看,是我车间的造反头头蔡长根,此人猴腮尖嘴一肚子坏水,他插在我与打手之间,对打手眨了眨眼,对我说:“这里是虹杨联防站,把你抓来的是联防站,我们也没有办法(他在假充好人了)。只要你讲出厂里支联站的成员情况,就没有事了。”
   我对他说:“厂里支联站我不知道,我不在厂里,如何知道呢?”
   “那我就没有办法了。”他歪了歪嘴,这些打手立即扑了上来,“大背包”接连不断,人尚未站稳,又被凌空摔起。我干脆不起来,他们就用厂里带来的织布机上的“打梭板”猛力抽打屁股,我一阵阵钻心的痛,撕心裂肺的痛。这次打的要比上次厉害多了,我不得不以揪人的嘶叫来减轻痛苦。
   打手累了,休息的时候,蔡和厂里外号叫狗熊的出来讲话了:“你还是讲了的好,何必皮肉受苦呢?”这些打手以满足的神情,歪着头嘻笑着抽起香烟,欣赏我的痛苦。
   我重新对他们说:“厂里支联站的事,我不知道,我人在外面,有些什么人参加,我怎能知道呢?”我的回答,实际上他们也明白。
   “那么,上绒支联站(筹)是你搞的吧!”
   “是的,那张支联站(筹)的宣传品是我张贴的,我贴出后就离厂了。”
   这时又进来几个打手,他们没有参加刚才的打,似乎损失了什么,便插话说:“不交待吗?”蔡对他们点一点头,这几人冲上来,把我拖翻在一只长条凳上,我脸朝下躺着,他们就抡起“打梭板”轮流抽打,直打得我拼命叫喊。
   厂里又有几个头头赶来,看看不对,出面制止道:“不能再打了,不要打出事体来。”(这是指不能打死我。)这些打手才歇手,又是抽香烟、嘻笑。
   他们把我拖起来,我的下半身像在火里烧烤那样刺心的痛,我望着昏黄的灯光,晕晕乎乎的头脑一片空白。这时忽然从隔壁传来陈鹤鸣的声音,我明白造反队把他抓来关在隔壁。只听有人在说:“刚才沈××不老实,不肯交待,你已经看见了,怎么样?不要不识相,还是识相一点好。”又听陈鹤鸣急急为自己辩护:“厂里支联站头头是沈××,不是我。”这小子真不是人,明明他以头头自居,发展组织了不少人,而现在却全推给了我。
   “啪——”一下响亮的梭板打在桌子上,“怎么?要吃生活(打)吗?”我只觉得陈的声音逐渐低下来,嘟嘟哝哝再也听不出说些什么了。我有了殷的教训,知道此人要出卖我了。
   过了半天,厂里的头头们从隔壁走进来,又开始对我审问:“你还是交待的好,陈鹤鸣已经坦白了。”
   我明白不开口不行了,而且我不值得为了保陈鹤鸣这样的软骨头而受罪,我就叙说了他来找我的过程。但我没有把我知道的另外两人的参与说出来。他们对这样的“交待”当然不满足,要我把所有参加的人的名单交待出来,我坚持说不知道,他们居然也不再继续追问我,反倒穷追不舍逼我交待厂里的党员干部是否有人参加。这时蔡长根又用软的一套“诱供”,明确要我把党委书记参加支联站坦白交待出来,软的不行,又来硬的,把我拖翻在地又是一番毒打。
   我终于明白了,他们逼我把党委书记范雨生逼上死路,我心想,这些人也太狠心了,夺权就夺权吧,何必这样无中生有地陷害一个人呢?喔——不对!这坏种今天是毒箭双雕,既可对我报复,又要利用我达到诬害党委书记。事后一旦真相大白又可一点不负责任,罪名由我来承担。这着棋太卑鄙了!
   我说:“蔡长根,你太阴险了。你打吧!只要你今天不把我打死,总有一天我不会饶了你!”于是,免不了又遭来一顿毒打。但只要打手停下手来,我就是这样一句话:“要打,就打死我,不打死我,你蔡长根不要想太平!”
   我这种顽强态度,倒也镇住了他们,他们停止了审问和拷打。又把我连夜押回厂里,关在工会的二楼走廊。我躺在地上不停地翻滚、呻吟(这时的痛疼简直无法忍受),这惊动了驻在我厂的支左军代表,一位年轻的战士问我怎么了。我说什么呢?我没有理他,只是翻动身躯,啊呀,啊呀地呼叫。他呆了一会,把医务室的夜班医生,一位叫朱敏的女医生叫来。这位“白衣天使”一见我这个“支联头头”或者说“临时工头头”,便“噢,这个人呀!”回头便走,啥话也不问,啥药也不给。
   我看着她走了,我从心底里可怜这个女医生。你是一位医生,而且是解放军请来的,你如果是怕的话,我也能理解,但你那对我不屑一顾的鄙夷,说明了你并不是怕得罪造反队,而只是轻信谗言,随风摇摆,也把自己降得那样低微。
   我想吞下纸条
   那个年青的解放军战士在我的身边站了一会,也走了。我继续在地板上翻滚,天色开始发白。天亮后,他们把我关进东头原团委办公室内。我一人在空荡的房子里,听着楼下的路上,不时有车间里的工人走过,从他们的声音中我了解到,这时厂里造反队开始对凡参加过支联站的人,三、四人一抓,分批往航校送,由航校的打手拷打。一时把厂里的气氛搞得恐怖万分。
   我在抚摸伤痛时,突然手指触及口袋内的纸条。啊!昨天晚饭时殷庆宝给我的黎伯昂写的字条!如果这张字条被搜去的话,他们只要把这字条照抄,在前面加上一两句说明,我们两人将在全厂三千工人面前成了偷糖吃的小偷,会有多少人笑话我们,几年后还会有人把它当成笑柄。这太严重了,我要消灭这张纸,把它吞下肚去,像电影中地下党那样。
   不过,时间还来得及,并不是到了电影中国民党搜捕拍门的关头,再说吞纸张一定不好受。我就把纸撕成小小的碎片,想把它撒到窗外去。
   窗外,对面大楼的底层,就是造反队办公室,千万不能给他们发现,而且两座楼之间是一条通道,来往的人不断,一次撒多了会出问题。我就一片一片的往下扔。幸好一阵阵的东南风帮了我的忙,纸片飞得远很开,我用几分钟了了这件心事。花了十几元请客要来一张纸,又冒了被造反队发现的风险消灭掉,想想可笑。我真是白痴!
   好了!绑架、拷打、审讯,我都经过了,这次又差点吞“文件”,我都能挺过去!我对得起组织,对得起朋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算得上一条硬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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