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幼年时，住在上海工人聚居的“大杨浦”，在黄浦江中游泳，锻炼了体魄；与孩童玩骷髅，使他不信鬼神；目睹解放和解放军的秋毫无犯，使他坚信共产党。他参加工作时，在一个山明水秀的江南小镇，极繁重的劳作和厂里干部的无知、霸道，摧残了他的身心。三年困难时期，他按政策回沪，但一位户籍警却百般刁难，使他成了“黑人”，在市委信访办的干预下，他才报上户口，成了临时工。他认为，党的政策是英明的，坏就坏在下面的干部歪曲了党的政策。这个思想也促使他参加了临时工、外包工文革造反。
   造反的临时工、外包工队伍在“风雨操场”对华东局首长作了几时天几夜的斗争，获得了承认，迅速扩大到四十万人，在成立大会上，“工总司”派人去求援，他指挥了十数万大军去“色织廿四厂”解救，又一时兴起，只身闯入“赤卫队”，审问“叛徒”。六七年一月，他组织了十数万人的人民广场大会，批判所谓刘少奇的“雇佣制度”。在全国铁路交通瘫痪时，他组织了震动全国的“红色列车”，受到周总理关注，促使铁路恢复正常。但是，红工仍然被中央定为经济主义组织，强令解散，只存在了100天。此后，他曾重拉队伍，支持“上柴联司”，但很快被砸。再此后他和红工头头经历了长达三年的“审查”，审查时，他幸运地遇到一位精明干练、有人情味的公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