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岁月》：第二十六章悲凉的起义

第二十六章悲凉的起义
姚红领导的反抗
   一九六七年二月后，红工司解散，上海陆续有临时工被解雇，我们重拉队伍搞联络站，在“8·4”大镇压后，重拉队伍失败。一九六七年年底开始，我们这些头头被关押、受审查，红工彻底跨台，被解雇的临时工越来越多。
   本来是为了要吃饭起来造反，现在反而没了“饭碗”。被解雇的临时工们不断去市劳动局要求工作，失业大军在市劳动局门口聚集起来。通过文革的造反，红工的锻炼，人群中很快产生了新的领导核心，明确提出“要工作，要吃饭”的口号。
   提出统一的口号，标志一个松散的组织已经形成。
   这无异是对市革会的挑战，这是“8·4”后对张春桥、王洪文的又一重大的反叛行动，必然要遭到镇压。
   在这之前，零星的反抗活动，此起彼伏。姚红就领导了一次小型反抗活动。
   事情发生在虹口区的商邱菜场，那里的临时工全是女性，她们不甘被无故解雇，团结起来进行论理，理亏的新当权者恼羞成怒，竟然唆使打手毒打这些手无寸铁的妇女，制造了罕见的暴力解雇的悲惨事件。正义感特强的姚红领导这些女工的斗争，把她们的遭遇写成文字，又把被打伤的人员的伤势拍了照片，到处上访，但是在上访过程中，进展不利。他说要把这些照片进行大量冲印，附在传单上广为传播，以唤起舆论的支持。
   我虽在审查中，但自感在暗中还是能把这洗印照片的事揽下来，就自己出钱去买了不少“处理”的便宜印相纸，用自制的土印箱，印了不少照片给他。
   经过大家坚持不懈的斗争，获得了胜利――这些被解雇的女工，被重新安排工作，总算有饭吃了。但被打的白白被打，唆使打人的是正确的化身。
   这些零星的小型反抗活动，越来越多！失业大军越来越壮大，必定会在这时汇聚起来。王洪文之流说这是在“闹事”；失业者说这是要求工作要吃饭。当权的统治者要的是“顺民”，老百姓要的是“民以食为天”。
   “闹事”者终于把事“闹”大了，在市劳动局（这时，市劳动局已从外滩迁到江西路）的对面，江西路近汉口路的墙上，公然出现了大量的大字报，大字报是那些“要吃饭”的人张贴的。
   我极想去看看，但我不能去。我一去，在江西路上出现我这么一个危险人物，几分钟后就会传到专案组，专案组的大本营就在只有几十公尺远的江西路福州路冶金局大楼的一楼，必定有“有关部门”的人在监视着现场。我不能引火烧身。
   我压制着冲动，压制着想投入这重新“造反”行列的冲动，只能向为了求生存，要工作，要吃饭的英雄豪杰们默默地表示敬意。
   然而，事件的发展，却从另一个方向把我拖进了这场旋涡。
   张元龙和徐同增领导了起义
   事件愈演愈烈，人群越聚越多，每天在江西路上，“闹事”的人群络绎不绝，有三五成群打探消息的，有来劳动局上访要求工作的，有情绪低落的，有激愤不已的，也有来看热闹的。
   在这表面现象中，涌动着一股组织起来的地下活动，其标志就是墙上的大字报不断涌现，不断更新。其言词有的温和，有的尖刻激烈。大字报或者用正统的社会主义理论，阐述既然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失业，那么要求工作的权利当然是合法的；或者用批判刘少奇的两种劳动制度，说明要求工作无罪。
   一张张大字报，如支支利箭射向市革会，张春桥、王洪文沉不住气了，要用大棒打人了，上海的两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了几篇文章，把这斥指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妄图压制这纯粹来自下层百姓求生存要工作要吃饭的合理要求。但这一招并不顶事，人们并没有被吓住。于是张春桥亲自上阵了，在全市的电视讲话中，施展他的高压手腕，力图压下这场正当的斗争。
   张春桥电视讲话的背后，意味着要用行动抓“阶级敌人”了，善良的人们退缩了，围聚的人群消失了。
   但，还是不断有新出现的大字报，这重又鼓起了人们的勇气。没有了工作，连极为微薄的工资收入也被剥夺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丧失了，逼得人们只有铤而走险。人群重又聚集，火焰再度燃起。
   在这样的局面下，裘把我召去，明白无误地要我“打入内部”，去破坏这场斗争。
   裘指出为首的核心人物是张元龙。
   啊！原来是他。
   这人原是红工司宣传部殷庆宝手下的一枝笔，在重拉队伍时，主编《批判刘少奇两种劳动制度》小册子。他为人忠厚老实，一付慎微小心的书生气。他竟有如此泼天大胆，领导了这场斗争？我不由肃然起敬！
   张元龙的妻子原是一位资本家的小老婆，在文革形势的推动下，这位要强的女性，为了划清阶级界限，与资本家离了婚，在认识张元龙后，与张结了婚，生下一个男孩。这个家庭生活得很艰难，女的受人歧视，一直没有工作，雪上加霜的是丈夫张元龙又被辞退解雇，断了生计，面对嗷嗷待哺的婴儿，一家三口何以为生？
   他们原住在资本家留下的一间在常德路上的公寓中，由于无钱付房租，拖欠了好几个月。尽管这个女人已经嫁给了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但房管所的造反派们仍然把这重组家庭的女人视为“寄生虫”，岂容拖欠房租的“寄生虫”住下去呢？他们被赶出了这高级住宅。
   张元龙这一家子，要求工作无门，断了生计，遭受了一系列冷酷，在绝望之下，只有横下一条心，在文革初期熏陶出来的造反精神驱使下，驾轻就熟地干起了“阶级敌人”的“捣乱”勾当。人们以他为核心，顽强地抗争着。
   另一人物为原总部大队部的徐同增，据介绍，该人物在指挥一切。徐在红工司总部的时间，学到了不少造反的经验，他已不再是过去在总部值值班，冲冲杀杀的徐同增。于是以徐同增的经验老到，加上笔杆子张元龙的谋略，众多要吃饭的人团结在他们周围，组成了一个对市革会来说危险的团体，波澜壮阔地在江西路上闹起来。
   市专案组要求我前去“打入内部”，扮演这样的鹰犬角色，我很反感，我能这样做吗？做一个叛徒，出卖我所为之奋斗的历史使命，出卖我的同路人，我所崇敬的“绿林好汉”吗？不能！
   我决不做鹰犬
   但虎视眈眈的专案组人员，在盯着我，我能拒绝吗？“在这大是大非的路线斗争中，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面前，你要经得住考验。坚决站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站到市革会一边来，还是站到对立面去，你自己选择。”这出自专案组之口的言语，份量是够重的，我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上面的”旨意，在这当口，专案组接手江西路上的“闹事”案，一定是市革会指示交办的。
   我也明白，做鹰犬的角色，绝不会有好下场。不管到那一年，都遭人唾弃，遗臭万年。
   我的选择要么是拒绝，坐牢；要么是按他们的旨意（实际上是上面的旨意）去“打入内部”，做受人鄙夷的刽子手。
   我没有时间仔细考虑，我不能犹豫不决，让他们看出我的心思，我迅速表示接受指令，打入内部。我故意装出欢欣鼓舞的样子，表示要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立新功，将功补过，一定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新生的市革会。
   但我暗暗决定相机行事，寻找办法对付，决不做对不起人的事。
   听了我的表态，他们向我摊牌了：在明天下午，在徐同增的家中，将有骨干参加会议，要我去参加。
   我暗暗吃惊，既然专案组已经掌握这个情况，说明他们内部已经有鹰犬出现，这一危险的人物是谁呢？现在，专案组再把我派去，一定是为了可以更深层次地掌握动态，以便随时可以采取行动。
   我为张元龙和徐同增的安全担忧。
   我开动脑子应付专案组。
   尽管裘是老公安，但他们还是有漏洞，有考虑不周的地方。这一漏洞正好为我利用。
   我显出真心诚意的样子说：“我在他们召开的会议地点突然出现，不是要引起他们的疑心吗？我是受审查的人，马上会引起他们的警惕，他们必然会对我进行防范，这……”
   那个较年轻的马上插话说：“那就要看你本领了，要赢得他们的信任。”
   我顺着我的思路说下去：“我还是现在就去徐同增的家，先随便谈起来，如果他要我参加明天的会，那最好了，如果不提，我也可预先找好借口，第二天闯去参加会议，这样不是好一点吗？”
   一直沉默不语的裘开口说话了：“好！就这样办。”他像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少剑波那样庄重地对我指示：“大胆、冷静、机智地面对这场斗争。”他一字一顿地说完，似乎他又想起了什么，向我指出：“你多听少说，不要出主意，不要把自己陷得太深。”他顿了一顿又说：“否则我们到时可拉不了你。”
   在他的警告后面，我感受到他对我的关怀。我感动了，认真地问他：“还有什么需要我注意的？”
   裘庄重地说：“随时与我联系，你一切小心从事。”
   他们像在搞地下工作
   我按专案组提供给我的地址，在北京西路找到了徐同增的家。门是朝南沿街开的，进门是一天井。我环顾四周，客堂很大，很整洁，家具不多，觉得很宽畅，大约有二十多平方。明天的会，这里可坐不少人，而且很静，适宜开会，外人要闯进来，可以直接挡在大门外。
   徐的妻子把我让进落座，泡上一杯茶。
   我自报了姓名，她立时警觉起来，冷冷地说：“你有什么事？他不在。”前后判若两人。
   “他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你们家的住房住得好宽畅。”我无话找话。
   女主人不搭理我，无事找事做，故意冷落我。
   我略一思忖：“他不在，那我明天下午一点再来找他，请你转告他。”
   我有意把开会时间约定为我找他的时间，等于报了一次警，说完我就马上离开了徐家。
   第二天我按时去他家，果然还是和昨天一样静悄悄的，什么人也没有，还是他妻子一人在家，冷冷地说：“他出去了，我马上要去娘家。”
   看着空荡荡的屋子，我很高兴。他们转移到别处去了，他们好警觉呀！我又有点惆怅，我真想见见这些“绿林好汉”啊！他们比我有魄力，有胆识，他们真像在搞“地下工作”！我想，还有些什么人参加呢？很可能有不少人也是我原来的部下。我现在是一个什么人啊！我已不再是他们可信赖可依靠的红工司的组织部长了。我被误解深深地刺伤。
   我复杂而失望的情绪更引起了他妻子的警惕和反感，她既不让坐，更不倒茶，管自在整理着什么。这是明摆着的：我不受欢迎。
   我立即告辞，离开徐家。
   我跨上自行车，轻松地向福州路治金局大楼骑去，没有按平时的惯例，先打电话，由裘约在附近的广东路派出所见面。我在冶金大楼传达室请门卫通知一楼108的专案组。
   不一会裘下来了，他马上把我拉进大门右边的食堂，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先打电话呀？你来这里走过劳动局门口吗？是不是被人看见过？”
   我说：“我是从西藏路沿福州路过来的，没有被人看见。”
   他有点不高兴地说：“以后你一定要先用电话联系，不要直接上这里找我。”
   我告诉他，昨天我去徐家，他不在，今天下午又去，什么人也没有，根本没有人在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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