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岁月》：第二十八章文革冤魂

第二十八章文革冤魂
小高邮
   在全国上下清理阶级队伍的萧杀声中，一封不负责任的检举信，可以把一个人整得死去活来，遭到莫明的厄运。
   我们车间有一位工人，大家平时都喊他“小高邮”。由于他的家乡高邮寄来一封揭发他是漏网富农的信，造反队不作调查，就把他送入“学习班”，逼他承认自己是富农。他明白这是有人在泄私愤而故意陷害他，他当然要申辩，摆事实。
   那么，对这样一个“不老实”的“富农分子”，只有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来叫他俯首认罪。车间里几个年青人从那些“专业”打手那里学会了打人技巧，一时手痒，也跑去参与这野蛮的“游戏”。可怜那小高邮被打得遍体鳞伤，打歪了颈椎，疼痛难忍。
   他被迫挂着“逃亡富农×××”的牌子，在各车间中游斗，被逼一手拿着畚箕，一手拿着木棒敲畚箕，扯着嘶哑的喉咙喊：“我是富农×××，我有罪……。”
   瞧着他伛偻着身躯，歪着头，头歪着又被强逼着低头，那不协调的怪模样，看着难受。看的人自己也不自在起来。再看他痛苦扭歪的脸庞，让人不忍卒睹，一些女工背转身子，再也不敢看上一眼。
   从此这人落下一身病，不久就死了。
   他的名字叫赵春洪。
   一个书生
   印花车间有个汉子，身材有些瘦弱，一介书生的模样，在没有开车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机器旁，低着头满脸的忧愁，双眼凝视着地面，仿佛要从这斑驳杂乱的水泥地上看出世道为什么这么乱，他几乎每天在看，终不能看出这杂乱的裂纹有什么名堂。要开车了，做准备工作时他拼命地干。车开了，他努力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到工作上去，似乎要把排不掉的忧愁忘却。
   但是，厂里是铺天盖地批斗他的大字报，就在他工作的车旁也被造反队刷上有关他的标语和大字报，还把他的名字用红墨水打上×，让他从头到脚笼罩在血淋淋的恐怖中。
   他是河南人，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上海我们厂的织造车间当一名管技术的工作人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赶到印花车间做工人，用汗水洗刷历史上先辈的罪孽。他的“罪行”就是他不该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地主出身的大帽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使他想不通的是他早年就叛逆了他的家庭，投奔了革命，是党在建国后把他送入大学深造。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后他兢兢业业为党工作，脚踏实地跟着党走。但由于他的家庭出身，一夜之间成了被批被整的对象，随着“清队”的步步深入，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大字报、大标题只是一种兆头，接下来才是真正的灾难：没完没了的“政策攻心”，没日没夜的拷打，他的精神和肉体垮了。
   他在山东有一个温暖的家，有他生死相依的妻子，有他视作生命的子女。一年一度的探亲假是那么的短促，又是那么珍贵。他要活下去，活着总是美好的。他忍受了无休无止的精神折磨，承受了一次又一次的酷刑，总算挺了过来。在每次被打翻在地时，他支撑着剧烈疼痛的身躯，在一张张打手们狞笑的脸前，在青年人无知的哄笑声中，抬起头来，茫然地望着四周，他感到孤独无援，莫明的绝望涌上心头，难道党的政策变了吗？对地主、富农要斩尽杀绝吗？家庭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再说自己并非是地主家庭出身啊！
   在他还未成年时家道就已中落，他已投身革命，土改时不是已经有了结论了吗？现在还逼迫承认是地主出身，那今后就要过“四类分子”的生活，这将是永远不得超生的生活。他自己也就算了，可是不能害了三个孩子，害了妻子。他的眼前浮现探亲回家时，一家人团团而聚的景象，他们睁着双眼在看着自己，用期待而痛楚的眼睛在看着自己。他精神为之一振，要挺住，要活下去，熬过这一阵运动的高潮，或许生路就会再现，他要为孩子们着想，要有生活下去的勇气。就这样，他一次一次熬过刑讯和逼供，一次次写交待为自己辨白。
   就在这当口，他的妻子却意外地跑来上海，告诉他，原籍的造反派也在行动，他们的暴行比上海还要可怕万分，她受不了当地“专政”的“铁拳”，她是逃到上海来的。
   这五雷轰顶的消息，一下把他打跨了，他的精神支柱彻底蹦溃了，绝望了。古人云：“好死不如赖活。”他在好死与赖活之间徘徊选择。
   “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这令人心惊肉跳的语句在他的眼前时刻跳动，这无尽无头的残酷现实，天地之间已容不得他们夫妻了，他们无法逃过厄运了。他们在抱头痛哭一夜后，在五角场附近农村的一棵树上，双双上吊自杀，就这样离开了这“史无前例”的人间，去虚无飘渺的极乐世界寻找他们的避风港。
   他的名字叫许�
   厂专案组组长的回忆
   事隔二十多年后，我同参与许甡事件的某造反队头头进行了访谈，下面是该头头的回忆：
   在党组织恢复后，“三结合”的厂革委会中的革命干部获取了权力，我这个厂“专案组”组长的权力已经架空。然而在群众看来，还是造反派在掌权，出头的还是我。
   在深挖“阶级敌人”时，是党员干部去翻查档案，把“深挖”的对象定在许甡的头上，认定许甡是漏网的地主，对许甡的审查就开始了。
   一天，许甡说头昏，我一想不对头，马上把医务室的医生叫来，一量血压很高。我对另一头头说，不能再打了，不要打出人命来。这时在楼上办公室“遥控”的党员干部得知情况把我喊去，问怎么回事？我把医生检查的情况谈了。我们几个都感到不能再搞下去了，否则要出人命的。想不到两星期后，宝山五角场地区通知我们，说许甡夫妇双双自杀了。那天我到现场去看了，夫妇俩原先是想投河的，但河水太浅了，只及腰部，他们两人就在河边的树上捆上绳索，半在河边、半在水中吊死的。
   那党员干部说，许甡畏罪自杀，对抗运动，死有余辜。
   四人帮跨台，文革结束，厂里进来了工作队，说我逼死了两条人命，要我写交待材料。我对工作队说，翻查档案材料不是我，把许甡定为“深挖”对象不是我。自杀是发生在两星期后，这两星期中，是地区里弄造反派对他进行审查逼使他自杀的，这责任怎么能由我一人来负呢？
   后来厂里工作队把我的材料送杨浦公安分局，意图很明确，要把我先抓起来再说。分局的人找我，我把前后经过说了，分局表态：依据不足。没有把我抓起来。后来厂里贴出布告，说上级公司党委决定，把我“开除出厂，留厂察看二年”。直到满了五年，才撤消了这开除决定。
   许甡夫妇死了，他的子女获得了一纸平反书。这个头头受到一纸不伦不类的行政处罚，而其他一直隐在幕后的责任人呢？
   他们仍在台上风光，而且比以前更为风光。
   在文革中惨死的冤魂，倒底该向谁去索取天理公道。
   惨死的资本家
   在那年腥风血雨的夏天，被造反队直接打死，死得最惨的是一位资本家。
   从布机上织成的灯芯绒坯布，先进入割绒车间，状如灯芯的绒条是用刀片割出来的。在五十年代用手工割，把一匹布两头绷紧，一个女工手持特制的刀片，沿着布匹的经线把绒条逐条割开成形。一天要来来回回走上几十里路，劳动是原始的、劳累的。
   小老板们只要有一定长度的场地，无须什么设备，只要招上几名女工，就可承接坯布的加工业务。在五十年代中期，这些分散的小工场合并起来，组成了有一定规模的割绒厂，最后并入我们厂。
   这些小老板们，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性非常高，凭着国外的割绒机器的照片，凭着他们的聪明才智，设计和制造出我们国产的割绒机，经过不断摸索和改进，这些机器的车速、质量、单位产量均超出国际水平。我厂后来又从西德进口了一台机器，洋机器面对国产机，只能望“土”兴叹，于是这台洋机器被扔进了废铁堆。
   在这群小老板中，有一人身材高大魁梧，皮肤白晰，微胖的脸上，流淌着汗水。他身穿一件园领的汗衫，尽管汗衫已旧，背上还有一、二个小洞，还是洗得很干净。他每天拉着“老虎车”把满车满车的布送来。
   这老虎车现今的年轻人是看不到了，它比手推的“劳动车”（北方称板车）窄和低，它是铁制的，连轮子也是铁的，唯有手捏的把手是木制的。它盛行于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这个小老板每天用这原始落后的工具，把我们车间要的坯布从割线车间或仓库送来，繁重的力气活使他汗流浃背。
   文革开始后，他从供销科的位置上被强制到下面干重体力活。他言语不多，埋头干活，也很小心，除了有关工作的话，其它的话我没有听他说过。有时计划同生产实际有矛盾，其他几个工友就要发点牢骚，提提意见，而他从不附和，只顾在旁浑汗，等待生产组长重新安排。他是不敢有怨言的。但听人说，他年青时，脾气很倔。
   有一个造反小头目向造反队头头们献计，说我厂没有一个能容纳全厂二、三千人召开大会的会场，何不对全厂的几十个资本家再进行一次抄家，把抄来的钱造一个会场呢？愚蠢的头头们一听有理，马上行动。
   第一个抄家目标就指向了他，气势汹汹的造反队抄不到钱财，硬说他把钱财转移了，逼他交出来。他实在没有钱财可交，但为了年迈多病的老母少受惊吓，被逼无奈想出一个下下策，把一张只有二元钱的存折涂改成二仟元来蒙混过关。
   造反队头头拿到这存折，兴奋异常，那献计的小头目得意地说：“我说是吧！第一个就有这么多钱，全厂大小资本家都抄上一抄，造会场的钱就足够了。”
   拿这存折去银行，露底了。这下惹恼了头头们，把他抓到造反队，进行拷打。
   那天我上夜班，半夜十二点半是夜班工人吃半夜饭的时间，那个与蔡姓头头沆瀣一气的刘姓党员，带着一脸的奸笑，从车间外进来，把替他顶岗工作的小周喊走。小周不知出了什么事，只得跟着他走，到了造反队办公室，他才知道是要他去摔“大背包”，摔那资本家，小周对资本家看了一眼转身欲走，那刘姓党员拦住他，要他动手。
   这时我们一批去食堂吃半夜饭的人走过大楼，从窗外看到了这打人的一幕。因为我同小周交情还不错，我就立在窗外看他如何。
   小周为人正直，一看是叫他做打手，掉头就走。这时在旁打累了的几名打手和头头也一起把他拦住，哄叫着要小周露一手。小周没法走了。
   那资本家经过白天和这半夜的拷打，早已疲惫不堪，见又进来一位彪形大汉要动手摔“大背包”，他深知“大背包”的酷烈，简直怕极了，他马上跪下来，对小周哀求：“我有高血压，你放了我罢。”小周一听，犹豫起来。这时那刘姓党员，对着资本家喊：“你装啥死，起来！”那资本家只得站起来。姓刘的又逼小周道：“他装死，没有高血压的，他这身坯比你还结棍，摔几只背包笃定！”那小周迟疑着没动，那姓刘的又凑在小周耳朵边说了几句，小周终于跨上一步，把那资本家双臂一搭，只听资本家说：“求求你，我有高血压。”话还没说完，人已被摔起来，小周乘势一弯腰，那资本家的身躯随着小周的手臂一起落向地面。等那资本家爬起来，还没有立稳，第二个相同的动作，又利索地把资本家摔下，资本家一点声息也没有，很快被连摔四、五个“大背包”。小周放下资本家，掉头就走。当他从里面出来，我迎着他，一把拉他向食堂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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