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历史是人类最伟大的智慧
   三十多年前在神州大地上肆虐的文革烟尘早已落定。弹指间，亲自发动它的伟大领袖已经逝去二十八年，邓小平从1979年开始扭转乾坤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四分之一世纪，我们国家总体上步入了“小康”。当我们享受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享受着中国人从未有过的发展和安康时，不能不惊讶地看到：现在的年轻人对文革历史的陌生。
   对历史的陌生是危险的，就像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对当年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骇人暴行的陌生，使我们深深忧虑。
   历史是不能被忘记的。最近，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善于从中外历史上的成功失败、经验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解放日报》2003年12月18日第5版）。”人们常说，历史往往是相似的，它的成功和失败都是相似的。重复失败，力当避免。而避免重复失败，则必须对历史进行反思，找出它之所以失败的根源。否则，即使有良好的愿望，仍会重复失败。深刻的反思，往往带来历史的大进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使人类成立了“联合国”；由文革带来的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经济”的反思，产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和市场经济，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
   因此，反思历史是人类最伟大的智慧。

   
   人类应当建立“灾难学”
   失败有大有小，大的失败，当称之为“灾难”。对失败的反思最重要的是对灾难的反思，人类应当建立“灾难学”。
   人类历史上有许多灾难，有的是天灾（自然灾害），有的是人祸（社会灾难），有时是“天灾人祸”（如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三年困难时期”）。克服天灾，依靠自然科学的力量；避免人祸，是社会科学的责任。文革是一场使中国向野蛮倒退的社会灾难，它使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人民经历十年浩劫，比抗日战争还要长二年，如果把从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算作文革的“序奏”（因为“四清”打击的目标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它就长达十二年，是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间的总和。在和平年代，文革的破坏后果，是任何个人或组织无论多么严重的刑事犯罪都无法望其项背的。因此，这场文革社会灾难，不亚于一场世界大战。
   文革不是凭空而来，它是建国十七年越来越左的政治路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必然结果，而它的登峰造极，又使极左的大厦轰然倒塌，使中国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所以，社会灾难又是可以化作人类社会进步的养料的。
   我们应当对社会灾难作最深刻的反思。
   
   社会灾难和绝对权力
   世界上巨大的社会灾难总是由“领头”人物发动的。发动灾难的领头人，有的怀有邪恶的野心，有的可能出于良好的愿望。但无论是由邪恶野心开始或者由善良愿望开始，在灾难之初，人们总是很难意识到灾难已经来临，因为社会灾难总有动听的借口或美好的目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亚洲，被说成是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文革是为了“反修防修”，“培养千千万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绝大部分的民众不是思想家，都会被那些真心或假意的目标蛊惑起来跟着跑，就连最善于思考，最严谨，产生过许多伟大哲学家的德意志民族，在二战前都没有识破希特勒的野心。而被这些领头人控制下的地方，理智的力量则处于弱小或非法的地位，根本不可能左右局势。二战时，德国的正义力量只能采用暗杀的手段对付希特勒；文革是在毛主席逝世后，由华国锋、叶剑英等领导人用“手术刀”粉碎“四人帮”，法定终止。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一个人能够发动灾难的局面呢？
   因为他拥有了绝对权力。
   绝对权力的获得常常来源于领头人特别的出类拔萃。他的经常的甚至是“一贯的”正确、英明，导致人们对他的狂热崇拜，使大部分人的头脑停止思考，听他一个人摆布。当这个人还有自制力时，绝对权力使他很容易成就一件好事，但在他失去自制力时，绝对权力便使他很容易干成一件坏事。在文革中，“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以往“党中央、毛主席”的排列成了“毛主席、党中央”，在这种情况下，连人大和政协的“举手”和“拍手”都成了多余。可以想像，如果毛主席在六十岁时就发动文革（毛主席发动文革时是七十三岁），文革恐怕就不是十年，而是二十多年。
   看来，要防止社会灾难，必须防止绝对权力。
   
   民主不是说有就有的
   防止绝对权力的办法是什么呢？
   答案是现成的——民主。
   这未免太空洞。因为在天安门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前夕，主席与他的儿子做过一次深刻的谈话，他在谈到共产党如何防止跌入农民起义夺取政权后的腐败怪圈时说：
   那就是民主，让人民群众起来监督政府。
   愿望是好的，原则是对的，但实际上很难。文革前，“整风”旋即变脸为“反右”；彭老总上万言书立刻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中，上海市革会成立后，联司、临时工再造王洪文、张春桥的反，立刻被扣上“攻击新生革命政权”的大帽，为首的投进监狱。改革开放后，政治上逐步开放、宽松，但是民众对腐败案件的举报却战战兢兢，大多使用匿名信，在许多反腐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腐败力量手眼通天，正义力量却处在“地下工作”状态。
   看来，民主，人民群众起来监督政府，不是说有就有的。
   这是为什么呢？
   
   民主和种群竞争
   物种进化和社会进步有一个共同的规律——种群竞争。狼的存在使鹿机警、善跑，而鹿的矫健又使狼敏捷、强悍。为保护鹿而消灭狼，鹿很快会退化。自然界的这个浅显道理，使人类睿智地建立了种群并存、竞争的民主政治体制，用来保持政府的高效与廉洁，保持种群的生机与活力。
   规律是无情的，谁遵循，谁得益；谁违背，谁受损。使中国经济产生奇迹的市场规律说到底是企业间的并存、竞争；之所以把微软拆成两个，就是不让它过于强大从而产生垄断。没有“天敌”的种群必然退化，官僚主义、瞎指挥、腐败、漠视人权、暗箱操作、绝对权力，就是退化的迹象。只有种群并存、竞争才能带来民主，也才能带来种群的生机与活力。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帝王对官吏的管理，无非是倡廉和肃贪，但即便明太祖朱元璋用严密的特务机构（东厂、西厂、锦衣卫）对官吏监控，贪官仍“朝杀而暮犯”。至于李自成、洪秀全，进城后更是迅速腐败。解放后的十七年中，贪污、腐化极少，但漠视人权、瞎指挥并不罕见。文革中，夺了权的造反头头迅即重蹈农民起义头领的覆辙。改革开放后，经济连年高速发展，腐败成了“头疼大事”，每年都有不少高官被杀、被关，这恐怕就是老百姓“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根本原因。
   每个社会都会有贪官污吏，但是，贪官污吏太多是不正常的，种群退化一定要从体制上找原因。其实，绝大部分腐败官员本可以不腐败，因为邓小平同志说得好：
   体制好，坏人很难犯罪；体制不好，好人也会犯罪。
   
   希 望
   巨大的文革灾难已经离我们远去。我幸运地看到我们的国家在经济建设上遵循了客观规律——市场化。我更加高兴地看到，我们国家在政治上越来越开放、宽松，有八十多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成熟，新一代领导人已经具有了现代意识和海纳百川的胸怀，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要吸收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依法治国已被定为治国方略，从1979年以来，短短的二十五年中构筑了基本法律框架，现代法治理念在逐步被接纳，保障人权被提到重要地位。从朱镕基总理开始，重大事故得到报道，2003年，温总理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2003年底，温总理提出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当我从电视上看到农民兄弟高高兴兴回家过年时，激动得不能自已。
   我们的国家是有希望的。今天，我写下“希望”这两个字时，与三十七年前心中对文革“企盼”的心情完全不同。今天的希望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国家正在大踏步前进，我们国家已经取得了地覆天翻的变化，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在经济上的市场化成熟之后，必然迎来政治上的民主化。
   到那时，文革的灾难将全部化为中华民族成长的养料，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
   
   2004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