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岁月》：第二章走进社会

第二章走进社会
江南小镇
   我的初中三年学习生活是在半免和全免学费的困难中渡过的，父亲辞职后长期的肺结核病，使他不可能重新就业，母亲每月四十八元的菲薄工资不可能养活全家六口，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长子，我清楚地明白，继续升学已不现实了。一九五七年，我初中毕业后，辍学踏进了社会。是年，我虚岁十六。
   命运注定我的生活是坎坷不平的。经过一年不安定的就业生活，在五八年的大跃进年代，我在当时区劳动科（以后的区劳动局）组织的失业工人生产自救性质的生产组中工作，生产胶木制品。这时的上海兴起了一股动员去宁夏的热潮。我们这种生产自救小组正是被动员的对象。
   作为在上海生活的人，对去边远的回族聚居地区的宁夏，怀有一种恐惧感，但一旦被动员了，又不能不去。这种压力来自二方面：一种是政治上的和行政上的压力，你不敢不去；另一种是失业的威胁。你如果顶住了前一种压力，那么接下来的就是失业，意味着没有饭吃，这是顶现实的问题，是无法逃避的。
   对失业的恐惧，是当代青年根本无法理解和感受的。这也是两代的“代沟”。正因为这个道理，在文化大革命中，青年人对当时临时工起来造反，提出“要工作、要吃饭、要转正”的口号，百般不解，甚至产生误解和歧视，而我的上一代人对失业的认识则比我这一代人更深、更为恐惧。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又要打破“铁饭碗”，意味着失业的危机又开始潜伏，并且事实上出现了不少“隐性失业”大军。那么，从社会上笼罩着失业的阴影到人人都不知失业为何物，算不算社会文明的进步呢？现在又出现失业危机是不是倒退呢？这实在是两个一两句话很难说清的问题。我看到，三十多年中，在铸就“铁饭碗”，使人人有饭吃的同时，也使人们滋生了强大的惰性，它啃啮着我们中华民族本可傲视世界的勤劳品质；但是失业过多，会造成大量赤贫阶层，进而贫富悬殊，将直接影响政治稳定。革命就是这样发生的。国民党的倒台和这不无关系。也许，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有“铁饭碗”，也不能有过多的失业。要驾驭这一对矛盾的两方面，是经济改革与政治稳定面临的难题之一。
   在这股动员去宁夏的热潮中，幸运的是我们这批人被抛向了富庶的杭嘉湖平原上一个有三万人口的市镇，它真可说是一个繁华的江南市镇。茅盾先生笔下的《林家铺子》被改编成电影，主人公从上海逃难到乡下的码头外景地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说这个市镇繁华，当然是相对而言，在我们上海人眼里，它是极清极静的。这里河道纵横，每条街傍着一条清彻见底的市河，河水缓缓地流淌，河上横跨着美丽的石拱桥。站在一座桥上，可以望见不远处的另一座桥，全镇有几十座这样的石拱桥，在全盛时期曾有“七十二座半”的美称，那半座三孔石拱桥是由于它一头跨在邻县的土地上，本县只统辖半座，故有此半数的称谓。市河每隔一段距离，都有石阶下到水面的河埠头，是居民淘米、洗菜、洗衣、取水和木船傍岸后上岸的地方。
   镇的出口处为四个东、南、西、北栅头，在西面的就称为西栅头，出了栅头就是郊外了。放眼望去，是大片的桑树地和稻田，高处为桑田，纸处为稻田。这里是全国闻名的蚕桑产地，五十年代电影《蚕桑姑娘》的外景地就选在这里。
   从船码头下船后踏上十几级石阶，顺着街走去，映入眼底的是一片灰蒙蒙的平房和二层楼房，没有新屋，更没有现代楼宇，色彩单调，似乎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颜色，是一个灰色的世界。
   当地只有一台微不足道的小型柴油发电机，到了天黑了才开动，它的容量太小了，实在不够这市镇的需要，发出的电只能把灯泡燃成一丝红线，所以即使有了收音机，也不能使用，每天听不到广播，也见不到当天的报纸，报纸都是几天前的，而且只是办公室才有，大部分人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有人想去关心世界发生了什么。猛然从喧闹的大城市来到这里静寂的灰色世界里，不免有一种失落感，犹如自己被时代抛上了一座孤岛，与整个世界隔绝了。
   这里的河水，静静地、慢吞吞地向东流去。河里有用手摇橹的农船，在运河有扬起风帆的运输船，无风时则靠人在河岸上用肩背拉着绳索沉重地爬行。这里没有公路，没有汽车，当地人连自行车也没有见过。
   到这里已经好几天了，我与一名同伴在河埠头洗衣服，在清彻的河水中揉搓衣服，望着静静流淌的河水，和默默地倒映在水中的岸边竹园和凋谢的桃树，这江南水乡的静谧，让我一下还不能马上适应。不由我对同伴有感而发：“已经几天没有看报和听广播了，这里太闭塞了。我们真的是到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的地方了。这里是世外桃源啊！”我没有想到，为了这么一句话，我差点闯下大祸。我才明白，这片土地，不是世外桃源。
   第一课
   我所在的厂是有二百多人的公私合营厂，在这一派田园式自然经济的古老市镇中，具有这样的规模可算是大厂了。这个厂是在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高潮时，把一些私营作坊合并起来形成的。当初那些作坊，用当地产的蚕丝，搓成乐器上用的丝弦。这些小老板们，名义上是私方人员，实际上丧失了经营工厂的权力，同普通工人一样，靠出卖劳动力，拿工资维持生计。
   这个厂名义上还有私方厂长，姓鲁，平头短发，慈眉善目，笑口常开，逢人就笑，一副忠厚相。对厂中的事务不加任何议论，也不参加厂中的任何活动。他在厂中的时间，还比不上在县里学习的时间长，或者调他到外面做一些临时性突击工作，所以他这厂长实在是名存实亡。
   据一姓周的私方人员对我说，鲁厂长谨小慎微的为人之道是在五七年反右斗争后形成的，过去他可不是这样，他原来性格开朗，喜欢用歇后语开玩笑，而且自己编了不少适合当地当时的歇后语。如到北面的南浔镇去办点事，早上乘上小火轮，当天可打一个来回，再吃上一顿点心，一元钱也用不完，所以他就说：“一元钱到南浔，一钱难尽。”谐音一言难尽。比喻有的事情一言难尽，一时讲不清的意思。还有一个“六月里穿棉鞋热脚难过”，谐音日脚难过，即北方话日子难过。为了这两个歇后语，差点在反右时被打成右派份子。这次政治风暴锉去了这位鲁厂长的开朗和幽默，他再也不敢随便讲话了，只能用笑来掩饰他内心的恐惧和不安，用“嗯，啊！”来打发日子。
   要说右派份子，在厂中确有一个，也是私方人员。此人成了厂里的“贱民”：身穿一身破旧的中山服，一脸的枯稿之菜色，从来没有见到过他的笑容。厂里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全是他干，小心翼翼地干，尽力地干，得到的是没完没了的训斥。有这么一个右派分子在你面前“示范”，能不令这位私方厂长胆颤心惊么！这位私方厂长能奢望有职有权，与公方厂长平起平坐么？
   公方厂长姓李，厂中唯一的党员，米店学徒出身，五短身材，精明强干，一副大麻脸、其麻点之多像天上星星，无法数清。加上瘦，尖嘴猴腮、鹰爪鼻，脸上的麻点就显得更深、更大。全厂事无巨细，均由其指挥过问，一旦谁办事不合他意，必遭其一顿斥责，让人无所适从，完全是颐指气使的封建家长式领导，使人们、尤其是中年以上的人，在这位厂长面前只能表现出唯唯喏喏、恭顺驯服的样子，差点就没有做出打千唱：“喳”。而那位麻脸厂长，则露出一脸趾高气扬的样子，让人感到：我是正确的化身，你们是我的臣民，我，权力的象征，手握“生杀大权”，敢不听我的吗？你们必须绝对的服从！
   厂长权威的象征，还表现在每天的晚上七时，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在会上作一、二小时的报告，几乎天天如此，不准请假，也无人敢于违抗，到时每人从家中（我们上海来的则从楼上的宿舍）乖乖地汇集到食堂听滔滔不绝的废话。时间不长，我们年青人就耐不住了，坐在后面的顾自谈我们的“山海经”，但往往遭到一顿怒骂，而我必是其中之一。大约一年后，陆续调来了几位党员，又调来了一位书记，这位厂长才收敛一些，开始有点笑脸了，待人也和气点了，我着实被迷惑了一阵，哪里能识破这是为了拢络人心，以对抗书记的权力呢？
   从外表上看，那位新到的书记与厂长刚好成反比，此人讲话和声细气，双眼眯成一条缝地瞧人，让人感到他是在笑。他不当面训人，讲话也算和善，你有时顶撞了他，他也不计较，似乎是个大好人。但这人专在背地作文章，在你档案里偷偷地添上几笔，使你终生受用。他抓住机会时就一定给你穿“小鞋”，而当事者，还木知木觉，把他当好人，感恩不尽。此人爱好越剧，爱哼上几句尹桂芳的尹调，确实迷住了一些女人，这时的他，色迷迷的双眼，眯缝得更细了。他不是当地人，家在县城，他独身一人住厂里，远离我们的宿舍。他的办公室兼作卧室，是全厂其他男性的禁地，时常从紧闭的门窗隙缝中，飘出缕缕“十八相送”的男女声对唱。谁心中都明白，男人们谁也不敢前去靠近。唯一获准进去的男性是一位在大跃进时进厂的农民，此人为了保住工作不回乡种田，日后能转成个城镇居民，便常在回家后，带来鸡鸭鱼肉，烧好后送去孝敬。这位书记在后来的几年中，官运亨通，越升越高，在文革中，成了镇党委书记。
   面对这样令人窒息的空气，我感到失望、苦闷，我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刚从学校门出来，在我的脑海里，闪动的共产党的光辉形象和做人的标准榜样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中的卓娅；董存瑞，黄继光。我的思想还没有从这些英雄形象的光环中走出来，对社会根本没有了解和认识。
   在一次学习会上，我天真、单纯地向厂长——党的化身，倾诉心中的徬徨和困惑：“这里是一个世外桃源，这里的党和上海的党不一样。”实际上上海的社会真正怎样？我同样不了解，我还刚刚踏进社会啊，实际上我心目中的上海的共产党，亦是我从书本上，从党的宣传、小说、电影里看到的那振臂一挥，“共产党员，跟我冲啊”的英雄形象。
   不等我的话讲完，厂长的麻脸就阴沉了下来，可我还全然没有醒悟？还在倾诉我的心里话，直到我讲完了，厂长一言不发地转身走开，我才感到有些不妙。事后一位好心的阿姨告诉我，这位厂长一个个把我们同去的上海人找去谈话，收集我的“劣迹”，意欲把我送去劳动教养，但实在没有劣迹可寻，而且我们同去的上海人反而一致向厂长求情，要他念我年幼无知，才作罢了。这位好心的阿姨，劝我今后少说话，在领导面前要讲好听的，不能这样讲真心话。
   但她并没有把我唤醒。
   这就是我踏进社会的第一堂课。
   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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