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岁月》：第一章童年

第一章童年
上学
   我很小的时候就懵懵懂懂地背着书包去上学了。
   那是一九四七年，我虚岁六岁，被母亲牵着手送进了学校，学校叫“市立引南小学”，座落在一大片坟地和墓地之中，它的南面是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横卧的小石桥，过桥是连片的民房，大多是屋檐只有齐胸高的本地房子。
   这里的地名叫沈家滩，沈家滩只是杨树浦的一个小角落，横贯东西的杨树浦路从中穿过，马路中央横卧着四根铁轨，来回行驶着从杨树浦通向外滩、顶上拖着一根“辫子”的八路有轨电车，车分二节互不相通。前面一节和后面一节的车票略有差别，前面的车厢稍贵一些，后面的拖车便宜一点，乘后面的一般是一些乡下人、小贩和工人，家境稍好些的就乘前面一节，人就这么分出了贵贱。这种电车车厢的坐位是顺着车厢二边铺开，乘客们互相挨着坐成两排，后来的人就站在中间手握把手面向窗外。那时的电车是不太挤的，要不了几站就能有座位，绝对没有现在大上海那种一平方米挤十几个人的景象。当卖票的把铁栅门一拉，一声哨响从后面传来。电车就轰轰隆隆开走了，站立驾驶的司机不时用脚踩着叮叮当当的车铃，警告行人车辆让开，声音是那么清脆悦耳。
   马路对面，矗立着高高低低冷冰冰毫无生气的厂房，最西面是英国人开办的中国第一家煤气厂。中间是日本人开办的大康纱厂。虽然六十年代著名沪剧《星星之火》中的包身工，描述的是沪西的日本纱厂，但在这里沪东地区也有好几家这样的“东洋”纱厂，也有大量从苏北农村来的小姑娘——小珍珠们，当上了悲惨的包身工。这些包身工后来成了家，生儿育女，儿女又继续在工厂做工，依旧过着悲惨的生活。她们始终操着一口苏北话，她们的后代也操同样语言，在杨树浦形成了一个苏北人聚居的社会。大康纱厂的东面是美国人办的电灯厂，即现在的杨树浦发电厂。在电影“战上海”中，国民党军队要炸掉发电厂，工人们在地下党领导下奋起保卫工厂，在千钧一发之间，解放军打进来了，电厂终于投入了人民的怀抱。电影中的这段历史情节和外景地就是指这里。再向东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出过王洪文而名扬全国的国棉十七厂，解放前叫裕丰纱厂，也是日本人开的。
   学校的东面、西面、北面是几个足球场那么大的荒地，犹如电影《城南旧事》中的荒草园，但更为荒芜、可怕。在半个世纪前上海人的心目中，杨树浦是那么的遥远和荒凉，被人称为“化人滩”，到处是大大小小的坟山、外露的棺材、尸骨、骷髅和丢弃的出生才几天的婴儿，有死的也有活的。北面的胡家宅墙门间外数步，就是一个高大的坟墓，在坟墓与墙门间之间是一口水井，井旁有洗衣的淘米洗菜的，显得生气勃勃，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杨树浦的活人就这么蜷缩在低矮的本地房子里与荒滩、坟墓里的尸骨比邻而居，阳宅阴宅参差相依，人鬼共居。
   传说在民国初期，上海几家大银行销毁陈旧残破的钞票，就选这荒坟野地的沈家滩作为烧毁场地。久而久之，那时当地的沈姓居民与动手焚烧的人串通一气做了手脚，在事后的纸灰中扒出尚未烧尽的成捆的纸币而发了财。在这样一片荒凉可怕的野地中，我们学校的二层楼校舍高高地雄视着四周。
   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前的近二年中，我读的是小学一年级到二年级，这二年的小学生活，至今回忆起来还感到沉闷。因为我的年龄太小了，又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度过，一点也没有活泼的童年乐趣可言。每天早上在操场上立正排队，升青天白日的国旗，唱沉闷的“三民主义”国歌，唱的歌词我一点不懂，老师也不教，只知跟着大同学立正站直，小嘴里糊里糊涂地哼哼，哼了二年还是糊涂，没有明白。
   那时上课是件可怕事情：回答不出提问或背不出书要立壁角，字写得不端正、算术题做错了要打手心。有一天，算术先生——那时老师称先生——发怒了，凡是回家作业上错了一道题的就用戒尺打一记手心，我错了二道，就该打二记。我恐惧地望着先生，忐忑不安地等着先生叫我的名字。我看有的同学被打时的哭叫声，我更害怕了。终于轮到我了，我记着顽皮同学——经常挨打的同学向我传授的经验，伸出了我的小手，把手用力伸直，同时屏气，据说这样不痛，但还是吓得闭上了眼睛，戒尺打了下来，真的还算好，手心麻辣辣的，还不至于哭。尽管这样也使我见了这一寸二分宽的木尺而害怕，惟恐再次挨打。
   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打手心，让我终生难忘。
   比打手心更可怕的是在嘴的四周用毛笔沾上红墨水画“红圈圈”，那是对最最顽皮的孩子即“屡教不改”者才使用的，（在廿世纪文明时代，竟然从古代黥刑、墨面、刺字刑罚引伸而来的人格丑辱处罚。）虽然我不是最最顽皮的，但当看到别的同学嘴巴四周的红圈圈后，我对学校的恐惧心理达到了顶点。那时我最怕走过先生的办公室，怕见到先生。
   有次不知为了什么事我赖学，被母亲硬是抱着去上学，我一路上大哭大叫不愿去，一路的挣扎和哭叫都无济于事，眼看着学校已经近了，我怕同学看见了拍手唱“赖学精，书抱掼到屋头顶”的儿歌来取笑我，更怕见到我的先生，就央求母亲放下我，表示愿意自己走着去上学，在母亲的押送下，我还是被送进了最可怕的先生的办公室，从此我再也不敢赖学了。
   在这样的环境读书，无丝毫乐趣，从早上低声唱“三民主义”开始，压抑的空气就几乎让人闷死，上课就盼着早点下课，早点放学。挨到下午最后一节课要放学了，开始唱“先生同学，明朝会……”时，歌声才唱得响亮起来，精神起来，当同学们一面唱一面向先生、向同学互相鞠躬：“明朝会，好朋友”，唱毕，背上书包一溜小跑奔出了学校，像小鸟飞出鸟笼似的头也不回。
   快解放了
   在我读二年级下时，春天已经来临。
   一天突然来了一帮警察，把教高年级的一位女老师抓走了，同时把在寝室陪老师的女同学也抓走了。全校顿时乱糟糟的，先生吓得连课也不上了，我们这些小同学，就随着大同学，上上下下的跑，先跑到楼上看被抓女先生的寝室，一片凌乱。又到楼梯半腰处，听高年级同学讲，一位男先生就是从这里半楼梯翻上厕所的屋顶，再跳到外面的菜地，穿过乱坟“落荒而逃”，才没有被抓走。大同学又讲，警察是来抓共产党的，这二位先生是共产党所以要抓。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要被捉？警察不是专捉坏人的吗？难道先生是坏人吗？如果先生是坏人，为什么高年级的女生都哭得那样伤心呢？教我们班的女先生为什么害怕得连课也不上呢？我幼小的心灵中升起了一连串问题，后来我留心听大人们的闲谈，说什么国民党腐败，共产党共产主妻，更是莫明其妙。
   不久，“共产党要来了”，“快解放了”的传闻不断在我们小孩的耳边回响。
   什么叫解放？不懂，问大人，一声断喝：“小囡家，多问点啥！”我想大人大概也讲不清。后来风声越来越紧，店家全关门打烊不再营业，学校也关门不上课了，我们小孩被关在家中，那真闷得慌啊！我家的店伙计们却很高兴，时时听到他们在窃窃私语，有一种神秘的兴奋溢于言表。
   那时，我父亲是在江宁路的二纺机厂开汽车的，每天用卡车把杨树浦的工人送去上班、下班又把他们送回，晚上把车停在家附近，有时就停在家门口。母亲由同乡帮助在家开了一爿米店，收了三名同乡小学徒，他们喊我父亲为先生，也就自然成了我的师兄。一天，我的父亲连同汽车被国民党抓伕。起初我对“抓伕”不懂，很害怕，后来逐渐明白了什么叫抓伕：我父亲被驱赶到复兴岛，用汽车往返把国民党伤兵送到我家附近的劳工医院——解放后叫杨浦中心医院。包扎后，再送到眉州路的陆军医院，三天三夜的连续奔波，实在累得不行了，才被放回来。
   而我的家中呢？被一群国民党兵包围后，硬是被打开店门，把麻袋抢劫一空，装进泥土在十字路口筑起了工事，我们的店堂里也住进了不少兵，他们日夜站岗——尽管行人几乎已经绝迹。一天，看到他们把两个行路的老人扣下了，因为这二人是操山东口音的，就硬说他们是共产党的探子。这二人拿出身份证，说明他们不是共产党，是为了什么事一定要通过这里。不行！他们下跪求情，还是不行！最后那个排长说放走一个吧，扣下了另一个老人，尽管他一再跪下磕头，仍然没用。一个老人走了，另一个老人泪流满面地蹲在地上。
   我好可怜这人啊！我好恨那排长，既然他们不是共产党，为什么这样恶作剧硬是把他们俩人拆散呢？过了半天班长才把他放了，这一件事，使我也盼望早日解放。
   人们开始听到了远远的炮声，传说共产党已经解放了浦东，形势越来越紧张，人们也越来越兴奋。邻居中有一家“逃难”到上海——那时杨树浦的人称市中心为上海。5月25日打电话来说，解放军已经解放了上海，说解放军如何如何好，邻居家的女儿还在电话中把刚学来的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唱了一遍——那女儿就是陪女老师一起被抓进警察局的女同学之一，后来被她父亲请人保释出来。
   人们奔走相告，人们兴奋地议论着，期待着，啊！这女学生在电话里的歌声向人们送来了春天的信息。歌声告诉人们：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这就是解放，这就是解放区人民的生活。歌声告诉人们，上海，已经解放了，解放，离我们杨树浦只有一步之遥。黑暗的，腐败的国民党就要倒台了，这消息很快在弄堂里传开，大人们兴奋地在议论，在等待，在翘首以盼，盼望解放军，盼望解放，盼望那令人神往的民主政府和“好喜欢”的新生活。大人们都神秘地猜想，这女学生也许早就偷偷地干了革命，跟女共产党老师学会了这首歌。大人们对她是多么地羡慕，多么地佩服！
   后来，这位邻居的女儿，这位第一个告诉我们什么是解放和解放区生活的信使，幸福地考上了北京大学。然而时隔一年，她被打成反革命，押送到山东劳改。她的父亲被划为右派。然后，过了悠悠二十多年，随着形势的改变，年迈的父亲和满脸皱纹的她才被平反昭雪。这样大起大落的人生，是她当初打电话时绝对无法想到的吧！
   自从那女学生的电话来过之后，弄堂里的人渐渐走了出来，大人放松了对我们小孩的管束，我们小孩在家门口东瞧西望的。人们不再害怕那些国民党的丘八了，而那些丘八也对人们客气了不少。前几天警察局隔壁的工专（解放后的电力专科学校）的一些大学生还在贴骂共产党的标语。有一张标语的字我认识，说什么“朱毛不死，天下大乱”。现在，对这些背时的标语已无人理会。人们在欣喜而悄悄地相互说：“快了！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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