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岁月》：第三章户口迁移记

第三章户口迁移记
“小鞋”
   在等待户口迁移证的一个星期中，我心中升起莫名的惆怅，这里的山山水水是多么令人留恋。我每天走上石拱桥，抚摸着石栏，这里是我向同伴们一显身手的跳水台。我眺望那朦胧如带的西山，对一直未能去莫干山游玩，去探究那桃花汛源头的幽深而遗憾。我动情地看着三河交汇处的如镜湖面，那里似乎传来同伴们青春的歌声，我独自在桑树林中踯躅，无心摘那累累的桑果，这一棵棵树下，曾留下我和同伴们追逐嬉闹的印迹。回首向古朴热闹的小镇望去，那里有与我衣食同行的伙伴和朋友，有简陋的宿舍，破旧的车间和燃成一丝红线的电灯，有一幕幕令人难忘的悲欢喜怒……。
   啊！快要离开这里了，所有的记忆统统涌上心头，无论是好是坏，是悲是喜，刹那间都变得如此宝贵，变得令人难割难舍。哦！亲爱的小镇，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我走进社会的第一课堂，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你们是我终生难忘的亲人。
   支部书记终于把我召到他的办公室，露出似笑非笑的面容把户口迁移证交给了我。我一看呆住了，在迁移原因一栏中赫然写着“辞职”两字。我责问他：“不是你逼我走的吗？我什么时候提出辞职了？”
   他阴阳怪气地说：“是你要求辞职，我们同意你辞职，让你回上海不是很好吗！我们这里的共产党与上海的不一样，不是你说的吗？”
   我真的急了，我说：“你们让我走，我可以走，但你必须把户口迁移证重新开一张，这样的迁移证，我的户口是报不进的。上次你是怎么对我讲的？”
   他得意地阴笑起来，坐在椅子上慢悠悠地说：“你与本厂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你赖下去也没有用。”
   好个笑面虎！化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是搞了这么一个阴谋，一个圈套，对付我这个年青人。你们身为人民的“公仆”，却处处断绝工人的生路，你那奸诈、多疑、狭隘的内心怎么配作共产党人！这美丽的小镇有了你们这样的人，实在是个耻辱。对这样的人还有什么理可讲？“赖下去”的字眼太伤我的自尊心了，年少气盛的我轻率地说：“离了这里就没饭吃了吗？走就走！”我拿起户口迁移证，气呼呼地走了。
   怪谁呢？是我自己向他提供报复我的办法：在上次的谈话时，是我自己告诉他上海户口难于报进的，这不是明明向他提示了吗？使得他知道在迁移证上做手脚，最终完成他的打击报复的目的。怪不得他当时在听我说上海户口难报的时候，露出了一丝奸笑！唉！我这个直筒子、鲁莽的人哪！
   我预感到前途茫茫，心情坏透了。我的朋友们默默地把我送上码头，在候船的时候，黯然神伤的我们望着大运河默不作声。我再三请他们回去，朋友摇头不走，直到我上船，我们才沉闷地挥手告别。
   一九六一年的春天，我回到了上海。父亲已经在六0年病故，弟兄四人靠母亲一人微薄的工资无法维持生计，我一到家马上感受到生活的重担，感到母亲在生活的重负下沉重的喘息。我必须马上工作！我必须减轻母亲身上的担子！没有户口就不能工作，户口是第一要紧的。第二天我就去派出所，要求申报户口。
   户口迁移证竟被弄丢了！
   我找到我家地段的户籍警，他姓肖，一位相当年青的户籍警，我把我回来的经过，如实地叙述了一遍。他没有提出任何责难，收下我的户口迁移证，爽气地说：“我马上送分局户籍科，要有半个月的时间才能批下来。你回去，等半个月再来。”
   想不到竟这样顺利！我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我高兴地离开派出所。我一天天的等，到第十五天我满怀希望地去派出所找这位年青的肖同志，他见了我扔下一句话：“你再等半个月。”二话不说，扭头就上楼了。
   在焦急之中又等了半个月，我到派出所找这位肖同志，值班民警回答是：人不在。在以后的几天中，我每天去，回答总是说不在。后来又被告知：肖同志调走了。我急了，我问值班民警，那我的户口怎么办？回答是冷冷的：“不知道！”那么新的民警是谁呢？回答也是“不知道”！我一听呆了半天也回不过神来，我忧心仲仲地往家走，有什么办法呢？
   一眨眼，我回到上海已经两个月了，可我的户口却石沉大海，焦急的心情，去向谁倾诉啊！
   一天去派出所，总算得到“新来的民警姓陈”这一信息，但我还是没有见到人。老天保佑，有一天我见到了这位陈姓民警，此人戴一副眼镜，人很瘦小，斯文而又严肃，难得从他的脸上见到笑容。他问我找他什么事，我像在大海中游泳的人看到陆地一样赶紧把我的情况叙说了一遍，并紧接着说明我是“八字方针”调整回上海的，说我辞职不符实情，是打击报复。我竹筒倒豆子，把实情如实说了，期盼着他的回答。
   他第一句话是：“现在户口冻结了。”
   我一听急了，简直有点语无伦次地说：“我回上海已经两个多月了，肖同志当时并没有这样说，是在你所说的开始冻结之前。肖同志说送分局户籍科批的，只要半个月，后来又说再半个月，后来再也没有见到他……”
   陈同志打断我的话说：“上海户口已经冻结，你的户口不可能报进。现在倒流回上海的人不少，都是怕艰苦从外地逃回上海来的，好儿女应志在四方嘛！”
   我说：“我回上海，不是我要回上海，而是领导逼我回上海的，我与人家的情况不同。再说我在的地方是全国最富饶的鱼米之乡，生活要比青海、宁夏不知要好多少倍，我不存在怕艰苦逃回上海的情况，我讲的一切你可以调查。”
   他双眉紧锁，已经不耐烦，挥了挥手说：“你回去，你回去，你说的情况我们要调查的，我们会向浙江联系的。”我语塞，也无法，只得离开。
   我焦燥地在街上走着，烈日晒得我混身冒汗。在外地，遇到一些不快的事，我总是将上海与之对比，总觉得上海的党，上海的干部是有水平的，是通情达理的，如果回到上海，我将会看到国家机关的廉洁、公正、热情、高效，将会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但我万万没有料到，在两个多月报户口的过程中，派出所的同志办事这么拖拉，投射在我身上的眼光是那么冷漠、无情。难道上海也变了么？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忽然想起何不去劳动局走走呢？我到了杨浦区劳动局，我向接待的同志说：“我原是区劳动科领导下的‘生产自救’组织的工人，曾是你们黄同志管的，五八年秋天我们这个生产组全部去了浙江。”
   那位同志点了点头说：“这情况我知道的。”
   我接下去把被逼回沪的情况向他叙说了一遍。听完，他表态说：“你们这批人差不多全回上海了，这情况我们是了解的，浙江原单位的做法是错误的，既然你已经回来了，我们会给你重新安排工作。你户口报好了吗？”
   我说：“就是户口还没有报进呀！”接着我把去派出所的经过说了一遍。
   他说：“你请派出所的同志在明天十点钟打个电话给我。”他抄了一个分机号码给我，“我在这个电话分机边等，我们会把情况向派出所说明的。”
   久旱逢甘露，在我面前显露出生机。我千恩万谢这位同志，顾不上吃饭，马上折回到派出所找陈同志。我守在派出所，直等到下午上班时，把此情况向他汇报，请他在明天十点钟打电话。不料他冷若冰霜地说：“我们派出所没有必要打电话给劳动局。”我恳求他，请他打电话，那怕听听情况也好。他不愿听，径直往里走。我拦住他，恳求他，想把电话号码给他。他厌烦极了。我把号码勉强塞到他手中。他头也不回地往里走去。我茫然地呆在原地。
   第三天我又去了劳动局，找到那位同志。他告诉我派出所没有电话来（这是意料中的事）。我就说请他打电话给派出所。他摇摇头，笑着说，他不能主动打电话，只能是派出所来电话。他见我茫然，于是补充说，他只能做到这样，他对我的情况表示同情，但对于进一步帮助解决我的问题已经无能为力。
   以后我再去找他，他开始避而不见。报户口的希望又破灭了。
   我不能怪他，他是劳动局的，不管报户口的事，能主动请派出所给他打电话就很不错了。他不能主动为我向派出所介绍情况，突破森严的部门权限壁垒，招来麻烦。我惊讶的是那位陈同志为什么就不能劳神拨个电话呢？为什么对我一个百姓这么厌恶呢？他的职责是什么呢？
   我春天回上海，转眼夏天也快过去。我报不进户口，劳动局当然就法无安排工作，我一无工资，二无口粮，这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母亲微薄的工资更难支撑这一贫如洗的家。我感到透不过气来，不知怎么办才好。
   一天，陈同志找我。在派出所里，他严肃的脸比平时更显刻板，努力做出一付庄重的
   模样，向我宣布――犹如向死刑犯宣布：“你单位的做法是错误的，你的户口是绝不可能报进上海的。你必须去原单位复职。”
   他总算承认我不是逃回上海的，错误是领导造成的，但要一个百姓纠正领导的错误，不是显得滑稽吗？
   贫困、饥饿交加的我，别无选择，在陈同志威严的命令下，我顺从地说：“回上海不是我要回，现在你陈同志要我回去复职我也同意，只是我原单位领导……”陈立即打断我的话说：“我们会安排的，你什么时候去？”我说：“等几天我母亲发了工资，有了路费就走。”他说：“去前你来一次，我们派出所有一份公函给你带去，凭此你就可以前去复职。”
   陈同志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怎么办呢？户口报不进就报不进吧！回原单位就回原单位吧！我一横心，打点简单的行装，几天后我去找陈同志，我一到派出所，值班民警打电话进去，他立即就出来见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他见了我，先难得地笑了笑，问我什么时候走。我说今天半夜就走。他把一封信函交给我，装出一付和善的样子对我说什么要听领导的话，要好好工作，每月发了工资要寄回家抚养弟弟们，减轻你母亲的负担，等等等等。我点点头：“是的，是的。”他越发讲得兴头上。我只得再点头称是，实在熬不住了，我看了看他给我封好的信件问：“陈同志，我去复职了，我的户口迁移证在里面吗？”既要我回去复职，那么我原来的户口迁移证必须带走。
   “啊！你的户口迁移证？”他吃了一惊，失去了平时的严肃。本来他严肃的表情给人一种政府部门办事人员认真的印象，现在一下子全消失了。
   他的表情反而使我吃一惊，“是啊！我到上海的第二天就交给肖同志了，他说马上向分局送，半个月就会批下来的，现在已经几个月了。”
   他这时已镇静下来，恢复了常态。他说：“你等一等。”他匆匆到他的办公室去找我的户口迁移证。等了半天，他——一位政府公安机关、管理上千人户籍的警员——出来对我说：“你的户口迁移证找不到，你暂时别去了。”
   啊――天哪！原来如此！我的户口迁移证竟被他们弄丢了！
   复职路
   前面那个青年民警，把我慎而又慎交给他的，我视为生命的一纸户口迁移证，大大咧咧往抽屉里一塞，轻轻巧巧地拖了半个月又半个月，直到调走也想不起给我半个字的回音，接下来那位姓陈的民警，也根本听不进我的诉说与辩解，同样轻轻巧巧地“冻结”了我的户口，哪怕劳动局愿意向他提供情况，他也懒得拿起电话机，然后冷酷地将我推出上海。这两位民警，为什么不想想人民的国家机关应当为百姓“服务”？为什么对人没有一点同情心？为什么丧失了人类应有的“人情味”？难道“人情味”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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