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岁月》：第四章临时公民的外延

第四章临时公民的外延
户口政策开了一条缝
   一九六三年的下半年，户口政策紧闭的大门开了一条缝，一些比我晚回上海的人，趁机挤了进去。我的左邻小宁波，原从上海动员去江西新余钢铁厂，他最先报进户口，很快按排了工作――在军工路的某厂作临时工。我的右舍是五八年动员去宁夏的胡姓一家，继小宁波之后不久亦全家挤进了户口大门。
   这位胡姓居民，原籍苏北，父辈很早就去了日本，靠一把理发刀在异乡谋生。他生于日本，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全家从日本回到上海。抗战胜利后，他迁到我家的隔壁，开了一爿小小的洗衣店。他们在家时常用日本话交谈，日语相当流利。只有他回国后讨的老婆不会讲日语。
   洗衣店生意清淡，一家人实在混不下了，夫妻俩人就去杨浦中心医院洗病人服和病床床单。夫妻俩就住在医院太平间的隔壁，艰辛地劳动。一九五六年的公私合营，并没有给他们带来转机，相反医院的病人服倒不给他们洗了。守着门可罗雀的洗衣店生活更为拮据。五八年，他们和一批小业主被动员去宁夏。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家“倒流”回上海，但上海已没有他们的“家”，只得在弄堂口的过街楼下栖身，最后总算被他要回了原来房子的灶披间（即厨房），一家四口（两个女儿，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成了五口）倦缩在五、六平方米的空间里，总算有了一个“家”。生活的来源就靠在日本NHK电台工作的堂姐接济，每次寄来的二万日元和一点旧衣服，还要在哥哥和侄子间分配，闹出不少矛盾。
   那个小宁波尖嘴猴腮，形容猥琐，靠着老婆生活，是个典型的市侩，很遭邻人鄙视。但他的老婆却是我们这一带弄堂里出名的美人儿，身材高挑，皮肤白哲，鼻梁挺拔，眉间天生一颗美人痣，喜穿一身合体的旗袍，行、立、坐、卧，婀娜多姿，活脱一个西洋美女。
   小宁波并非是这美人的原配丈夫。这美人原来嫁给了一位南下干部山东人，此干部在油漆厂任科长。小宁波和这女人同在针织厂工作，一直垂涏她的美色。在小宁波过着油头小光棍的生活时，经常厚着脸皮到这山东人家串门作客，山东人倒很好客，经常与他一起喝酒，但小宁波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喝酒之间利用山东大汉对工作中的不满，有意识地撩拨这位南下干部的一些牢骚话，小宁波用心记下并添油加酱向上级检举。这位南下干部，这位耿直的山东大汉终于中了小宁波的奸计，被送进大牢。小宁波乘机占有了这个美人并挑唆她同山东大汉离婚。
   工人和邻居同情山东大汉的无辜，憎恨小宁波的奸诈，出于义愤，一群人自动组织起来，几次上门捉奸。但是，在政治问题重于一切，只重抓反革命而不论公理的社会中，这些可敬的爱打抱不平的工人只能空忙一阵。最终这女人与山东大汉离婚，小宁波与之结婚，“合法地”占有了她。山东大汉出狱后，被迫带着大女儿黯然离开上海回了山东原籍。小宁波照单全收，接管了房子、家俱、老婆、孩子，成了现成的丈夫、父亲。
   小女儿成了小宁波的继女，小宁波对此女儿非打即骂，丝毫没有父女之情。不久，小宁波自己的儿子出生了，这个被视为“拖油瓶”的女儿更成了小宁波的使唤丫头。因此邻居们对这个卑鄙小人更加恨得咬牙切齿。
   要说那位“西洋美女”的身世也是很苦的，她从小由于家贫，父母把她送了人，但不久养父养母双亡，于是她做了童工。六三年亲生母亲通过组织找到了这位从小离散的女儿，此时女儿已成了小宁波的老婆。小宁波出于自私，百般阻挠她认自己的亲娘，使她的处境格外悲惨。可怜这个天生丽质的女人，由于过分贫寒的经历，使她不可能具有稍高一点的文化知识和女人起码的独立意识，否则那小宁波即使能设计陷害那位南下干部，也不见得能摧残这朵鲜花。
   邻里中有这样的一个卑鄙小人，我唯恐避之不及，但是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只得小心从事，尽可能免生口舌是非，极力当心他在陈同志前打我的“小报告”。但话虽如此说，我这人心直口快，难免不漏出一些消极悲观的话，成了他打小报告的材料。
   对那位胡，我的话就说得多一些，我们时常在一起闲聊。他多次提出要教我日语，说我年轻，不该浪费光阴，学一门外语，总会有用的。我听了不以为然，在那个时代，懂外语就等于里通外国呀。再说也毫无用处，他本人的经历不就是很好的例证吗？得了吧！我不去为自己添麻烦了。我以笨为借口谢绝了他的好意。在同他的交往中，我也时时告诫自己要小心。果然，有天陈带着人来抄了他的家，把人抓走了。我庆幸我的小心，他的被捕没有给我带来麻烦。
   过了几个月，他又奇迹般的回来了，而且回来那几天他还显得特别高兴。后来他陆续告诉我他被捕的原因和经过：捕他的罪名是贪污。在被捕时，派出所抄了他的家，但未获罪证。他关在公安分局两个月的日子里，用家传的理发手艺，为被抓的人犯剃光头，总算没吃什么苦。后来宁夏方面的公安局来人把他押走了，在北京转车时他乘机逃了回来。动机是妻子怀孕已经足月，要临盆了，他要回家看看妻儿。火车快近上海了，他不敢在上海的北站下车，唯恐被守候的公安人员抓住，就在近郊的南翔车站下车。下车时已近半夜，他在漆黑的公路上向上海市区奔走，越走越怕，不走更怕。天亮时回到市区，又不敢回自己的家，白天在马路上流浪了一天。黑夜到自己的哥哥家，由侄子把妻子叫来，见到了出生不久的女儿，一家人抱头痛哭了一夜。两天后，他又被抓了进去，一直押到了宁夏。据他说，这次还好，问题搞清楚了，他没有罪，是被错抓的。乘此机会，在宁夏，他提出了一家人的户口问题。原来，他一家人回上海，是名副其实的“倒流”，即什么户口迁移证都没有，只光身回来几个人。因为抓错了他，就开恩给了他一家的户口迁移证，成了上海的“袋袋户口”。所谓“袋袋户口”，就是户口迁移证是有的。但迁进地的公安派出所不接受，只得放在自己的口袋中。
   也许是把胡抓抓放放，派出所觉得多少委曲了他，胡的户口在小宁波之后不久也解决了，很快被安排进一毛纺厂做临时工。
   地区里的临时户口――袋袋户口差不多全解决了，结束了最苦难的生活，而我为什么还遥遥无期？我便去找陈同志说理，他冷冷地一句话：“根据政策，你不可以报进户口。”
   我倒噎一口冷气，那么是什么政策呢？对不起！小民是不可以问的，于是小民们也都不敢问，因为小民是无权明瞭“政策”的具体内容的――怎么可以让小民看中央和地方各级的“红头文件”呢？于是，“政策”就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即使“政策”允许的，地方和基层的小吏也可予以曲解，甚至用“政策”二字作大棒，打得你晕头转向而至死不知“政策”究竟为何物。
   不过小民们也揣摸出一个道理：户口政策的紧缩或松动，是和经济状况连在一起的。这时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于是户口也就随着松动，劳动就业就有了可能。我明白，这时陈同志在故意刁难，有意把我的户口压下。我不明白的是，我一直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般地生活，从未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未敢半点得罪陈，为什么他却一直这样压制我，迫害我，不给我生存的权利呢？
   进了聋哑、盲人福利工厂
   这时在我家附近有一爿福利工厂开始创办，要收聋哑人和盲人，由身体健全的人组织他们进行生产，产品是低压电器开关之类。由一马姓妇女任厂长，因为她的子女都在部队，她人缘挺好，故大家都尊称她“光荣妈妈”。她打听到我对胶木件压制是内行，就上门来聘请我任技术指导，允诺由她出面去派出打交道，解决我的户口问题。我想，我同陈已经无话可说了，由单位出面，或许是一条生路，我欣然同意，马上就上班。
   到残疾人工厂去上班，对一般人来讲可能是平常的，但对此时的我，却是获得了新生！我又获得了工作的权利！我又可以过大家一样的生活！我将不是一个“临时公民”了！这种滋味，别人怎么能领会呀！我从心底感谢这位慈善的“光荣妈妈”。
   踏进工厂大门，我兴奋又新鲜，虽然这工作我是内行，但眼下要带的徒弟却不一般，他们是盲人、聋哑人。开始我真担心这些人如何能胜任和做好这些需要眼睛和耳朵的工作呢？不料几天下来，发觉这些人非但聪明，而且做得比常人还要好！
   这家福利工厂属区民政局管理，挂的是地方国营的牌子，全民所有制。设备是简陋的，但也有少数设备蛮不错。有些设备是无偿地从其它国营厂调拨而来，比如有台压机是用油泵液压的，就是由“光荣妈妈”――马厂长，带我去医学模型厂，经我看过认为可以使用才调拨来的。这台油泵压机在当时算是很先进了，我从未使用过，它可以摆脱繁重体力劳动，有几部车床也很好。
   我在胶木件的压制车间负责教这些盲人、聋哑人如何熟练生产。第一天我真不知如何入手才好，首先我按盲人与聋哑人的其身体条件来分工。厂里的盲人以前大多数是敲着小堂锣，串街走巷，靠算命维持生计，他们大都是因为生了天花或其它疾病，自小双目失明，或双眼仅有一些微弱的光感。在解放前，盲人的出路只有一条：从师学“艺”――相命之术。解放后的五十年代不断破除迷信，这些人非但生计受到冲击，而且人们觉得他们是江湖骗子，最后干脆不许存在！遂由政府办了不少福利工厂，按排这些人就业，用汗水滌去旧社会的遗迹，真正自食其力。
   我发现盲人往往“夫妻双盲”，按他们的话说，没办法，“龙嫁龙，凤嫁凤”，盲人只好嫁盲人了。盲人之中也不乏富裕之人，有一中年之人，算命之术高于辈中之人，算得极准，故生意兴隆，收入颇丰。但树大也招风，成了取缔算命先生的重点对象，无奈只得进厂工作。此人善于察言“观”色，逢到有人问及算命之事，就用一套背熟的新江湖诀应付：“算命是封建迷信，是坑人骗人的，骗人钱财。我有罪，我向人民政府认罪，一定好好劳动，改造思想。共产党好，人民政府好，使我有了工作的机会，有了饭吃……。”一套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作他的护身符。
   相处日久，发觉此人甚是厌恶枯燥的体力劳动，在没有领导和积极份子在场时，常流露出怀念昔日的荣耀生涯。最初他对我甚是敬畏，时时要牵出他那一套令人生厌的大道理来应付，久之知道我不是什么干部，也不是正式的工人，就放松了警戒之心，我们之间的谈话也就轻松随和。有天，我问他算命是真的么？他侧耳静听周围动静，确知没有其他人，就没有背他的“新江湖诀”，而是颇为自得地说：“算命也是一套学问，是非常讲究的。”
   我少年气盛，把无神论思想拿出来同他辩论，我说你们算命时，不就是套人家的话，揣摸对方的心理状态，用模凌两可的话来迎合对方，让人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吗？他争辩说不是这样的。我就把他在大会上自己对自己揭发批判的发言抬出来：“不是你自己说的么？说算命时，如何套人言语，步步入港，使人深信不疑。”他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不谈这些，不谈这些。”虽明知在会上他是编就一套东西来搪塞对他的批判，蒙混过关，并可以成为破除迷信、自加讨伐获得新生的盲人，我仍紧追不舍：“命是没有的，如果确有命可算的话，你能知道你会有今天的一步吗？以后你的命又会如何呢？”他默然不答，似乎在想些什么，又不便同我这冒失的青年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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