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岁月》：第五章上访

第五章上访
“仇大姐”
   我重新回到了临时公民应该坐的位子上。我的希望，我的美丽的七彩梦，犹如缤纷皂泡一般破灭了。
   是谁直接从中施加了压力，把我赶出厂门呢？只有那位陈大人了，只有他有此权力，以官方的名义向光荣妈妈施加压力，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光荣妈妈所说的“里弄里有人反映临时户口怎么也可以有工作”，这个“有人”那一定是弄堂里的小组长之类的里弄大姐了。
   这位里弄大姐是一个文盲，长得又高又大、又黑又粗，有时喜欢露出满口的“金牙”笑，让人看了难受。大热天穿着短裤抱着婴孩在马路边转悠乘凉，不时把婴儿连同上衣一起往上提，就露出了肚脐眼。走累了，干脆在上街沿面朝马路往地下一坐，黑黝黝的大腿八字排开，丝毫不理会人家侧目而视，大家也习以为常，丝毫引不起男人们什么非份的念头。
   她丈夫在弄堂里的一家车木工场做工（丈夫的小工场公私合营后并到大厂）。五十年代她才从海门乡下来上海，在工场的三层阁中安了家。平心而论，这对夫妻为人不坏，在邻居中并无恶名。按党的阶级路线划分家庭出身是贫农（是一个极好的出身），丈夫又在公私合营后的工厂中入了党。于是这位一字不识的农妇，成了可以依靠的对象，被陈大人扶为里弄干部，管起了这条被他们称之为“复杂”的弄堂。所谓“复杂”，是因为小业主，小资产者的家庭为数不少，还有汉奸的家属和大流氓的家属居住在这里。像她这样的苦出身，确实屈指可数，这位对旧社会苦大仇深的“仇大姐”就成了我们弄堂里响当当的左派，里弄干部非她莫属了。没有文化不识字没有关系，首先要的是阶级仇恨。
   自这位仇大姐上任后，陈大人有什么话或找我谈话，就通过她来传话和召见。仇大姐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看她的脸色马上就可以猜出这次召见是凶是吉。
   她对陈大人的一言一行唯命是从，有“朴素的阶级感情”，陈同志是党和政府的化身，“戴花要戴大红花，听话要听党的话。”她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个里弄工作，把里弄里的点滴小事，毫不分析地及时汇报给陈同志，对于我这样的“临时户口”更是要积极地汇报一举一动了。
   这时的报刊上发表了一篇加强信访工作，做好党和群众血肉关系的文章。这篇文章读来使人感动，更坚定了我热爱共产党的信念。我确信党是伟大的正确的，毛主席是英明的。我个人的遭遇是下面的基层干部没有按党的政策办事，是他们把党群关系搞坏了，是他们破坏了党的光辉形象。
   我要向党的上层机构反映我的不幸遭遇。
   我并不是光靠一篇文章来坚定信念的，在这二、三年的时间内，我跑图书馆的时间是那样的多，科普杂志、文艺小说充实了我的文化素养，我浏览了各种报刊，开始学习党的《红旗》和毛选，中苏开始公开论战的“一评”到“九评”的文章，我都仔细阅读。这阶段的学习，把我从小接受的共产党教育向理论升华，使我从思想深处接受了共产党的一切信仰。然而面对现实，面对不幸遭遇，我又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之中，有时会一度疑惑，但我自己说服自己，认为这大概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和对革命的不坚定性的表现吧（现在想想多么可笑，我这么穷苦的人竟自作多情地和小资产阶级挂钩）！总的来说我确是接受了共产党的理论，面对我个人的遭遇，面对台湾蒋介石的叫嚣反攻大陆，面对国际上“帝修反的大合唱”，面对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饿，并没有使我抛弃对共产党的信任。这一时期（61年―64年）的学习，奠定了我的思想基础。在此思想基础上我坚信共产主义，坚信我们的共产党是伟大的、正确的。党中央是正确的，坏就坏在下面基层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我个人的遭遇就是明证。
   我周围的“临时户口中”陆续报进了户口，而我却一直被拒之于门外。“光荣妈妈”为我努力过，但也未果。论条件和实际情况，陈同志毫无理由这样做，我同他之间没有私人的恩怨，他为什么要这样处处为难于我呢？我要向上级领导部门申诉。我认为越是上面越是正确，我寄希望于党的上层机构，我选择上海市委作为我上访的部门。
   第一次信访
   我拿起了笔，把我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写出来，我突出写了我被骗回沪的经过，说明不是我自己要回沪的，并非是逃回上海。
   信寄出后，我满怀希望地等待着结果。我计算了时间：上面收到了信，必定要调查核实，向浙江方面去信了解，向我所在地区查询，最后再答覆我，这没有半个月一个月的时间是不够的。意想不到的是，只几天我就收到了上海市委信访部门的复信。嗬！这以快，我拿着信封好一阵子高兴，赶快拆开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张狭长的铅印的统一制就的复信：
   ×××同志，你于×月×日寄来的信，已被编为×××号，你所反映的情况，已转有关部门……。
   我呆呆地看着这狭长的纸条，心里一阵发凉。我把信访工作想得太完美了。寥寥数语，不禁大失所望。我的问题何时能解决呢？
   没办法，只能再等几天。我的临时户口又快到期了，去看陈同志如何说吧！
   以往，我去找他，提出别人的户口已在陆续解决，我的户口何时可以解决，他总是极不耐烦地说：“你的情况与别人的不同，根据政策不能在上海报进户口。”后来为了我少去找他，就发发慈悲，对我申报临时户口口粮的日期不再是五天十天的批了，而是一个月一批，赶快打发我走。
   这次我到派出所，电话打进去后，他一反常态，很快就出来见我。他不待我开口中，伸手把我手中的油粮迁移证接过，很快在我的迁移证的背面（背面早就签满了日期和盖满派出所的长方形的小公章，后来就再贴附一张白纸，以满足一年数十次的签注）非常爽气地批了一个月。他那神态，似乎让人感到他是那样的同情人，充满了人情味，似乎在说：“我这样一个月的一批，我的恩赐你可要领情啊！”
   然而我并不领情，要是在以前，他五天一批时，突然批一个月，那我定会感恩不尽，今天我却绝不感谢他！我等着不走，我要等待他表示如何对待我的上访信。
   果然，他板着脸说：“你写给市委的信已经转给了我。”他对我看了一眼，好像在得意地说：瞧！有什么用？不管你写到那一级，还不是转到我的手中？你翻不出我的掌心！他的脸色显出唯我独尊的冷峻，接下去说：“按照政策，根据你的情况，你的户口不能报进上海。”
   他就是党和政府的化身，他说的话就是政策，对于他专横无理的话，这三年来我听得太多了。我不想争辩，他是不会发善心的，也不会倾听我的申诉。我只能相信上级，我只能寄希望于市委，我这样默默地想着。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大概认为我已被镇住了，转身欲走。我忍不住问了一句：“陈同志，根据我的什么情况才我使我不能报户口，请你讲一讲。”他略一愣，回避了我的提问，扔给我一句说烂了的话：“你只有回原单位复职。”
   回家后，我把这次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上次的信写得太简单。我还要上访！这次我要详细地把去浙江的过程和如何被迫回沪，回沪后的遭遇及去浙江复职而又复职不成的经过全写出来！
   第二次信访
   笔在飞快地书写，三年来的痛苦、愤懑从笔尖下痛快流淌。最后，我悲愤地写道：“如果上级领导同志认为我反映的情况是虚假的，那么请你们派人去调查，只要调查出有一句话是虚假的，你们把我抓起来送‘劳改’算了，这种生活我受够了。”顺着悲愤激越的思路，我历数派出所陈同志如何克扣我的定量；如何半夜对我恐吓。
   我写得痛快淋漓，破釜沉舟，不顾一切了！如果说第一封信的内容是小心翼翼，低声下气的恳求，这第二封信则是悲凉的呼喊！我读了几遍一吐为快的信，心理得到了暂时的满足。
   第二封信发出后，将近一个月才收到信访办公室的复信。在统一格式的铅印复信后面还有如下一段钢笔字：
   你的来信已经转杨浦分局户籍科，由他们解决你的户口问题。
   我激动地连看了几遍。从复信的时间来推断，信访部门已经做了一些调查工作，并没有像第一次那样一转了之；再从统一格式的铅印后面加上一段填写的内容来分析，我的户口可以解决，而且明确由户籍科解决。我这样分析了一番，这二十多字无异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希望。使我由衷地感到上级党是能认真听取平民百姓的呼吁，能够为平民百姓办事的。
   这封简短的复信抚慰了我，我恢复了自信与乐观。我想既然是由户籍科解决，我何不直接找分局户籍科呢？我带上我的户口迁移证——袋袋中的户口，兴冲冲地到了分局大门口，向一位五十多岁的老警察说明来因。可那老警察却不放我进，说：解决户口到派出所，这里是分局。我就把市委信访办的复信捧出来，把这份我视为“圣旨”的复信送上去。可他扫了一眼之后，往我的手中一塞：“去！去去！到派出所去。”
   这完全出于我的意料，我急得手捧“圣旨”说：“信上写明是由分局户籍科解决的嘛。”为了证明这封信的份量，我把市委信访办等字样指给他看：“这是市委给我的信啊！”这位警察却不屑一顾。
   他这种态度绝不是对中共上海市委的不恭，大概对于这种例行的公文看得实在太多了，似乎在嘲笑我这不谙世事的小伙子竟然拿出鸡毛当令箭。他顾自踱起了方步，把我丢在一边，好像没有我这么个人存在。
   我站在分局门口呆了半天，看看手中的复信，“中共上海市委”的字样映入我的眼帘，感到一阵心痛！我这个平民百姓，粗识文墨，对共产党、共产主义自认是学习和了解的。中共上海市委这样一个党的高级机关，在我们老百姓看来，是那样的崇高和神圣，是权力的象征。然而在这里，一个小小的门卫却可以不屑一顾。不论谁都明白，我手中的复信，是共产党关心群众、体察民情的像征，是加强国家机关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桥梁，是为了修补由于一系列官僚行为而产生的党群关系、政群关系的裂痕，是为了把因为官僚主义而对党有对立情绪的群众重新团结到党的身边来。而由于这小小的门卫的举动，重又把我与党的距离拉了开来。
   当时的我并没有明白这么许多的道理，只是对这位警察觉得可恨。他为什么不放我进！而从直觉中，又觉得他不是坏人。可不是么，这时他在我面前站定，和善地说：“户口问题只有到派出所去，找你的户籍警去。”
   我不是不明白的，我还是手拿“圣旨”说我的理由。他听了无可奈何地笑了笑：“不是我不给你进去啊！”他的手伸向电话机，要通了户籍科，对着话筒低低地讲着话。放下话筒，摇了摇头：“你还是去派出所吧！”他又潇洒地踱起了方步。我不得不走了。
   兜了一个大圈子，我还得回到原点，找陈同志。
   还得去找陈同志？我不愿去找陈！我相信陈也不愿见到我。但为了解决问题，不得不去见他。面对现实，我抱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去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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