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半无眠，辗转无法入睡，顺手拾起床头一本旧杂志翻看——1983年第3期《外国文艺》。

   第一篇小说是苏联作家哈伊尔·肖洛霍夫写于1942年的短篇小说《学会恨》。它通过盖拉西芙夫中尉的遭遇，反映了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残酷和他们在战争中犯下的血腥罪行。

   我纯粹是为了消磨难的困乏，一目十行地扫描着。其中一段德军屠杀苏军俘虏的描写引起了我对法西斯的仇恨：

   “我们刚涉过小河，就看见德军一队中型坦克迎面驶来，领头坦克的司机一看见我们这些俘虏，就开足马力向我们的队伍冲来，前面几排人就被坦克的履带压成肉酱。步行的押解兵和骑摩托车的德军看到这情景哈哈大笑，向那些从坦克观察孔伸出头来的坦克大声叫嚷，挥动双手，然后命令我们重新整好队伍，在路边赶着走。”

   我忽然从一种半昏睡状态中清醒过来，被一种恐怖的气氛紧紧抓住，一股热血激荡着麻木的心脏，欲哭无泪的悲壮使我重新回到似乎久已忘却的回忆当中。

   是啊，整整8年了！我倒是想忘却“6·4”的枪声，希望这不再成为抹不去的恶梦，不知疲倦的工作，为谋生而付出的艰辛劳动，匆忙而茫然的身影，那一切，真象一场莫名其妙的遥远的梦。然而，就是这篇小说，使我联想起一天前刚刚收到的一封未具姓名和来历的信件，那是一位在“6·4”事件中被枪杀的学生和母亲，写给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非政府组织会议的书面发言，打印稿复印件。

   这位母亲叫丁子霖，曾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导师。她在这篇公开发言稿中，详细地记录了6月4日凌晨北京几个地区戒严部队枪杀大学师生及无辜群众的现场情况，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六月四日凌晨，随着全副武装的戒严部队逼近天安门，追杀并未随之停止，六部口西长安街上一辆坦飞快驶向刚从天安门撤出，走在便道口的学生队伍，当那有数人（6、9或11人，说法不一）丧身在坦克履带下。走在学生队伍头排的中国青年工作系八八级学生，21岁的王佩文，以及走在队伍尾部的渡学院同系八八级学生，还未满二十岁的董晓军同被碾死，连完整人尸体都未留下。” 如果说坦克只不过是一具钢铁机器，尤其在夜间辩不清路人，那么下一段记录不由得让人毛骨耸然了：

   “越是临近天安门，其情景更为悲惨。月坛中学高二学生，19岁的王楠，在南长街口，子弹穿过他的头盔，他并未立即身亡，倒在街口，脑浆淌在地上，民众组织的救护队前去抢救，被戒严部队阻止，说是暴徒不准救。据目击者讲，王楠在南长街口躺了约有两个小时左右，才被移走，后不知去向。他的家长遍寻了北京20多家医院，在友人协助下，终于在6月14日北京护国寺医院的冷冻室里找到尸体。原来6月4日清里王楠及其他一些遇难者尸体被收尸队匆匆挖个土坑掩坦在天安门西侧北京市二十八中门前空地上，与王楠同坑掩埋的还有两具尸体。”

   关于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在电影里看到的较多一些，当然是正面的比较多，知道苏联人民英勇无比，其舍身抗击法西斯侵略者的精神可歌可泣。如果说，肖洛霍夫这篇字数不多的小说在卫国战争中传布极广，在激发红军对法西斯的仇恨和鼓舞斗志上起过很大作用，并且确实如其题目那样，教人们学会了恨，55年后的一个深夜也使一个年轻的中国人了解了什么是仇恨，那么，时隔47年的1989年的6月4日，那天凌晨的枪声和坦克的轰鸣声又教会人们认识了什么？

   我不知道法西斯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具体年代的德国人、日本鬼子，是内战时期的国民党反动派，还是和平年代执行某一道屠杀命令的人民子弟兵？

   死者的阴魂已经哭干了眼泪，活着的人也再无法直面那一双双仇恨的无法安然冥合的眼睛。他们的目光曾经如刺穿穹空的长虹，去遥远的星宿上寻求永生的光明，而如今，又有多少人会在一个平凡的夜里，偶尔仰望星空，追思那些陨落的热情呢？

   但是，正如这位痛失爱子的中国母亲说的那样，“中国八九‘六四’这个梦魇般的日子虽然过去四年多了，然而，这个事件给人类文明所造成了耻辱却刻印在历史的永恒记忆之中，这是任凭怎样的权力乃至暴力都无法抹去的”！（1997.6.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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