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罢《压倒一切与压倒百分之六十》一文之后，意犹未尽，总觉得像安徽阜阳市颍州区王店镇顾庄村党支部书记丁永南作恶多端、大肆奸污妇女一事，绝非“个别党员、干部腐化堕落”，没有划清社会主义思想作风与腐朽的资本主义、封建义思想作风的界限、受剥削阶级腐朽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等简单结论应付了事。此类事件太多、太频繁发生，以致于它留给人们的一些思考也平常得如同吃饭喝水一样。

   为了寻求这些事件发生的深刻的社会背景及之所以成为共产党统治下的“顽症”的历史原因，我信手在书架上寻觅，乱翻书，竟翻出了一本1998年在火车站书摊上买到的一本书《末代土匪兽行》（封面标明出版单位为内蒙古青春报刊社）。

   在《匪首何老二用老婆抗日》一文中，对二三十年代广州鹤山土匪何老二有这样的描述：

   乡里传说道：“有何老二在，周围八十里女孩小敢长大”，言下之意就是说女孩长大成人就要被何老二强奸……

   何老二说他不要其它奖赏，只要三个处女，吓得前来送慰问品的女人们跑了精光……

   在《从抗日英雄到巨匪的谢文东》一文中，对40年代东北巨匪谢文东有这样的描述：

    一次，谢文东匪帮跑到牡丹江附近，对有二百多人的沟屯进行抢劫。他们把住了屯子向外的所有通道，不准村里人外逃和跑出去报信，匪徒们则蜂涌到各家各户翻箱倒柜，你争我夺地抢东西，不给就打，又将村中30岁以下的妇女掳掠到广场上，一个个剥光衣服，逼其大跳“赤裸集体舞”……这场抢劫，他们共抢到40多匹马，二千多斤粮食和大量衣物，第二天，被抢去8匹的群众找谢文东匪帮要马，匪徒们却要群众用女人来换，一匹马换一个女人，……他们口吐狂言：“现在没世界了，一切金银财物和年轻漂亮的姑娘，都要拿出来，供我们享用，不然，就只有死路一条。”

   需要指出的是，90年代安徽省共产党的最基层小小的村支部书记丁永南和40年代的东北巨匪谢文东“做案”手法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丁永南所在的那个村民小组有30多户人家，只有不到10户人家的妇女没被他欺负过——谢匪是一伙人集体武装做案，丁永南只靠“村支书”的小权威便可大摇大摆独自行事；谢文东匪帮让群众用一个女人来换一匹被抢走的马匹，而村支书丁永南说只要和他“玩玩”，不交款就可以搬回电视机（被抢的还有架子车、小牛犊、自行车等，意思是说，只要再“玩玩”，还可以换回一样被抢的东西）；谢文东匪帮将村中30岁以下的妇女掳掠到广场上逼迫跳“赤裸集体舞”，而村支书丁永南竟连60岁满头银发的赵老太太也不放过，“以她儿子没有结扎为由，三番五次调戏她”。甚至这名村支书的某些言论“在咱这地方还有谁比我的官大？我根大柱子粗，谁敢惹我？”与谢文东匪帮的狂言“现在没世界了，一切金银财物与年轻漂亮的姑娘，都要拿出来，供我们享用，不然就只有死路一条”，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然而，两者也有不同的地方。在《从抗日英雄到巨匪的谢文东》一文中介绍说，谢文东匪帮对牡丹江附近的八道屯进行抢劫时，“他们把住了屯子向外的所有通道，不准村里人外逃和跑出去报信”——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匪帮抢劫还想起来把住通道，封锁消息，而90年代的村支部书记丁永南大肆强奸村中妇女后，“从1995年起，受害妇女多次向阜阳市有关部门控诉，问题却迟迟得不到解决”，“两年多来，有5位受害人多次向上级检察院、纪委、妇联等部门提出控告，但都没有结果”，“受害人1995年就向王店镇派出所报案，王店镇派出所进行初步调查后，将此案移交给阜阳市颍州区公安局，以后就再也没有下文”，“记者要求查阅此案卷宗，公安局竟然找不到。”

   ——多么令人称奇的对比！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顺便再举上一例，《悍匪的十大酷刑》一文中在介绍40年代黑龙江省依兰县黑瞎子窑沟一带匪首余大柱子时说，“余大柱子是当地出了名的酒色之徒，他把附近乡村凡是有姿色的年轻女人一律登记造册，他和他手下的人每到一处，即对这些女人进行挑选，凡是被选中的，白天着人给你家送一个贴子，当天晚上天黑之前，这户人家就按时将媳妇或者姑娘给他送去。”再看看村支书丁永南，“1995年初，丁某生下孩子才10来天，丁永南就强行奸污了她，导致受害人得了妇科病。村民王某也向记者反映，丁永南以她儿媳没有结扎为由，强奸她的儿媳两天后，又强奸了她。”

   ——这个90年代的党的基层干部，强奸妇女胆子之大，竟然连土匪“白天给人家送贴子”这个过程都端直省略掉了！1999.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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