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主持人崔永元说，他节目中请的一些座上客因“实话实说”而受害。比如社科院的一位因“喜抛头露面不钻研业务”而评不上职称；一位研究所的研究员因在节目中“世界观有问题”而耽误了副所长的职位，等等。这样的消息虽说都是一些小事，但是以让人感到震惊，正如崔永元所说，“如果一个民族还没有形成说实话言者无罪的氛围，这就很让人担忧了”。

   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人人都解其意，那个敢说真话的小孩获得人们一致的赞誉。问题是，一个民族把说真话的机会只能全部寄托在孩子们身上，这个民族是不是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说真话看似一个简单的问题，实质上它是衡量一个民族文明水准的最最基本的标准。巴金老人直到80岁高龄，还在为这个问题大声高呼，躺在病床上一个字一个字艰难地写作《随想录》，在这些平凡而朴实的文字当中，始终真切而强烈地跳跃着三个刺眼的汉字：“说真话”，每个读者无不为之或振奋，或渐愧，或深思，或长叹，无不为这位老人诚挚的心灵而感到敬畏。

   那么，孩子们长大了后，除了再重复着向他们的孩子讲述《皇帝的新装》这些童话故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戈德哈根在《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一书中指出，战后，纳粹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不约而同地遵守“缄默的密约”，许多幸存者以“亲眼看到周围的人都死去，唯独自己活下来”的负罪感投入新的生活，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为了保护孩子的心灵不受伤害，许多幸存者家庭不让他们的后代知道那段惨痛的历史的一丝一毫，形成一种独特的“沉默的壁垒”。而战后的一代人则要求他们的长辈们负起“回忆的责任”，彻底揭露纳粹种族灭绝的罪行，使那场惨绝人寰的悲剧不再重演。

   那么，都是些什么人使得《实话实说》中的那些嘉宾们成了“倒霉蛋”？一位老年女性在节目中真诚地表露了自己的人生感受，就有好多人打听她是不是精神病，那些泼脏水、给小鞋穿的都是些凶神恶煞吗？使我们民族永远长不大的那些“大人们”都是些“外星人”吗？不！《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一书就有答案曰：许多疯狂杀害犹太人的纳粹刑警，并不是看起来凶神恶煞的恶魔，而是德国的最普通不过的老百姓，“他们像水珠一样存在于德国的大街小巷中，他们是商人、是学生、是老师、是工人，甚至还有在公司当过秘书的美丽少女，邪恶的意识形态毒化了所有的人，毒化了所有人的日常生活。”无怪乎余杰有观点认为，当谈论“文革”成为一种巨大的禁忌的时候，发生下一次残酷程度将超越“文革”的可怕事件的温床就形成了。

   如此看来，最为难的还是《实话实说》，还是崔永元他们：实话不实说，是一种罪过；实话实说，反倒被利用成了一部分“大人们”损害他人利益与名誉的工具，是帮凶了——难，真难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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