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年，听说了周扬跟好几个被他批过整过的同志谈话道歉。我自己也听周扬说过：“要说划艾青右派，我本来不主张的。”可是不主张怎么又划上了呢？他没告诉我。我见过胡风来开会，周扬跟他握手。冯雪峰跟周扬历来不对，这我知道。我们为雪峰补开追悼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主持。我在门口张望，心里一直不安，不知周扬会不会来，但是最后他居然来了，站在群众队里。而且后来还听说，周扬自己刚释放出狱还没有彻底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早写过一个意见，提出恢复雪峰的党籍了。我想：啊！原来如此。

   　　他在忏悔了。他在开始把自己的内心拿出来与朋友们相见了。这是使二十多年遍体疮痍的文艺界大家欢喜、大家弹冠相庆的事情。人们全身放松，都同情了周扬，谅解了说真话的周扬。他自己也开始把自己的思想写成文章，这就是他所要出版的那一本近作。他在文艺界也开始按他自己的意见做工作。任免干部，我们又开始有事情去找周扬了。

   　　可是，大家天真地、随心所欲说真话的时间并不算太久，就发生了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别人写了文章，认为可以讲。周扬也发了一篇，却为这文章受了批判。而且与批判唱反调的文章不许登。一时，我们这些紧张惯了的人又紧张起来，又得纷纷表态。

   　　我们社里一位同志说：“我前两天刚看了周扬这篇文章，觉得很对。今天再看了批判，才知道错在哪里了。”这种调子是人们这些年当众表态的常态。适逢这年春节，我去周扬家拜年，与老李同车，他问我：“若有人问起周扬这篇人道主义文章，该怎么表态啊？”我说：“我作为一社之长，那只能推。就说这是哲学问题，我不懂。要是机灵人，还听不出我的态度？”

   　　到了周扬家，果然一会儿他就谈起这个问题，神情很压抑，说：“我想不到这么一篇文章会引起领导上这样重视。”然后就问，“你们的态度怎样？”这时正巧又有两位客人，我当即不假思索地按原准备的回答，以“不懂哲学”四字打马虎眼。我当时以为，我在这时赶到他家来，不是同情慰问他还能是什么？态度已明，不必再多说了。

   　　后来周扬就又不大管事了，也不再在公开会场上露面。我虽然再见过周扬，从来也没提过一句他挨批判的事。

   　　这年冬天，周扬跟几个作家去广东游览散心。黄秋耘接待了他们。不久，秋耘来京，告诉我：周扬这次在广州曾经单独与他深谈，忏悔自己过去对他那个“中不溜儿芸芸众生”的错误批判，同时谈到我们大家能否认识自己的错误，提到了我，说：“韦君宜这个人嘛，对是非分不大清。”这句话给我震惊很大，他怎么会认为我是非分不清？我自认为是非还是分得清的。我没想到他这样看我，我心里难受。

   　　周扬回京以后，不久就病了。我曾到医院去看他，因为有别人在座，没有提出我心里的问题。

   　　我听说了周扬这些日子的郁闷，我反复想过自己向周扬说过的话。想起那句“不懂哲学”，不禁越想越愧汗难禁。我知道错了，完全错了。我以为自己已经改正了过去多年没有思想，跟着周扬闭着眼睛跑的毛病，其实没有。我还是那个不分是非，不敢在是非面前挺身而出的旧我。我分不清是非吗？头脑里没有是非吗？应该是有的，可是我为什么不敢在周扬面前和别的客人面前响亮地回答：“我不同意那个批判，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周扬是犯过错误，说过许多错话，可是现在他忏悔了。他以前说的赞美卓娅的话，批判《武训传》《红楼梦》文章的话，大约都是真话，但是后来他知道错了。他说了实话，就以为我们这些人都在说实话了。他没有想到，我还在他面前说为“表态”而推诿的话，还在说要他猜测的含糊世故的话。比我长十岁的周扬是天真的，而在他面前做世故性表态的我，却是虚伪的！

   　　我觉得我应该在周扬面前忏悔。后来，我就又一次假借看望别人的名义，钻进了已禁止探望的周扬病房。抬头一看，周扬闭目张嘴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完全昏迷，不省人事，已不可能听我再说一句了。我只得默默地在床前站了一会儿，然后悄悄退去。

   　　周扬现在还活在人世，我多么希望他能醒来听我的忏悔啊。我还等着。

   　　我探病那时候，正是作协开代表会，周扬不能来了。当主席台上念到他的贺词时，台下掌声如雷，达三分钟之久。然后又有青年代表发起给周扬写慰问信，响应签名的不分老少，几乎是全体（包括我）。许多年轻人不会熟悉他，并不甚了解他干过的具体整人的事，但他们为他鼓掌。可见他的忏悔之心已经传遍了文艺界，为大家所谅解了。

   　　周扬仍然怀着一腔天真的痛苦，不能听，不能谈，躺在病床上。虚伪了一番，而又不想虚伪的我，常常想起周扬。“四人帮”垮台，波月楼那一次，难道依然是一场梦？朋友的气氛呢？忏悔真诚呢？我又不敢信了。

(第十六章　记周扬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