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也还是比较侥幸的，由于邵荃麟同志的力保，竟然免划右派，只弄了个留党察看了事。还有许多人，虽然有人设法保护，也没能保下来。例如陈涌，据说对他就在中宣部的会议上展开了争论。何其芳说：“不能划陈涌。如果陈涌该划，那黄秋耘也该划。”天！这已经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还有个王蒙，杨述告诉我，在中宣部里讨论时，他和许立群二人力主不要划王蒙，与团市委负责干部争论，但中宣部最后“平衡”了一下，结果还是划上了。许多人二十几年的命运就是靠这样“平衡”决定的。你并不太坏，但是他的坏也并不超过你多少，他已经划成右派了，你怎么好不划呢？就用这种莫名其妙的“比较攀扯法”，统治了当时整个中国的运动。盲目的、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就可以随便支配几十万人乃至几亿人的命运。在反右派运动中，我曾对秋耘同志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不过，说是那么说，我们已经来了。那两年的实际情况是一面牢骚满腹，一面继续做“驯服工具”，还在努力说服自己。只要气候上稍微转暖一点点，马上就欢欣鼓舞，全原谅了。

   　　那时我最熟悉的两个单位，一个是作家协会，一个是共青团中央，也还熟悉北京市委。作家们的情况已如上述，团中央也把大批在解放前夕怀着一腔热情投奔解放区的青年干部划为右派，有刘宾雁、李凌、丁望、王亚生、陈野……还有更早的学生干部陈绪宗、陈模、李庚。刘宾雁是为了他的文章。我知道他那篇《本报内部消息》里所描写的那位到了中年就丧失了革命斗志的总编辑，就是陈绪宗。但是到头来，陈绪宗竟然也免不了划成右派。原因是他的妻子曾写匿名信对报社内某一同志攻击、不满。她攻击不对，最多只能说是个人行动不对，与反革命什么相干？但是，却定了她一个“反革命分子”。她的丈夫陈绪宗出来代为辩护，就此把他划成了右派，而且牵连到当年在延安“抢救”的事情。我知道，陈绪宗在延安时，曾因为无端被“抢救”，跳山坡企图自杀过。那事情不是早过去了吗？

   　　划陈模更是异想天开。他本人从未右过，这与我们《文艺学习》编辑部的李兴华很相似。此时却也成了右派。后来听团中央的人说，他曾对别人讲：杨述和我都是共青团做宣传工作的人才，不宜放走，放走是失策。这也成了他的“右派言论”。

   　　至于丁望等人，全是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里的人才。作家协会有个杨犁，也是这一群里的。1948年我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参加冯文彬领导的土地改革工作团，人马基本上是从延安徒步行军到这里的干部，我们已经和外界隔绝十年了。突然，来了这么一批北平各大学的学生。他们都是“民青”（民主青年同盟盟员），有的还是党员，当时学生运动里的最活跃分子。他们搞的反饥饿、反内战活动，有力地支援了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这时，多半是由于太“红”了，在北平存身不住，才被送来解放区的。因为是学生，由青委安排，冯文彬就都叫他们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团。那时我们多么高兴啊！他们把外边的新消息、把放言无忌的青年朝气又带了过来，使我们这些先来十年的学生恍如他乡遇故知，一见就和他们熟了。

   　　他们会成了右派！而且不是一个，是大批地成了右派！划右派时他们都还最多不过二十岁左右。李凌等几个在团中央被划了，杨犁在作协被划了，“一二·九”运动的领导干部袁永熙在清华大学被划了。我并没有一一了解这些人的“案情”。那几乎是用不着问的。杨犁的妻子黎阳，原是在北京大学由杨犁领上革命道路的，人极幼稚、极单纯，真是人家说什么她都信。他们二人原来极其相爱，从两人取的名字都用同样的字互相颠倒，即可察知。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杨犁一被打进旋涡，这个单纯的姑娘竟立即宣布和他离了婚。她真的以为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是罪人。离婚之后，她一个人跑到了山西。在那里，她按照那种把一切知识分子当成党的仇敌的哲学，与一个小学毕业的男同志结婚，一直过了二十几年。到1985年，这时杨犁早已改正，回到了北京。黎阳也因公来京。她和杨犁见了面，杨犁解释说明了当年他们对他的一切诬陷，黎阳才有所醒悟。但是，他们的头发都已经花白了，双方都已经另外结婚，一切都晚了！黎阳坐着公共汽车走她当年天天下班回家时所走的那条路，风物依稀，感概诸多。她对我说起这件事时是含着泪的。

   　　光是为此离婚的也非止一个。前述的袁永熙，妻子是国民党要人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她曾经勇敢地背叛家庭，独自在北平贝满中学教书，参加共产党干革命，后来被捕，闹得国民党报纸都竞相登载。她有这样的勇气。但是到1957年，她却没有勇气去对抗当时如大山一样压下来的政治压力，她和袁永熙（“一二·九”运动的战友）离了婚，后来一直没有再结婚，独身，至“文化大革命”又遭批斗，终至自杀。

   　　我所认识的“右派”中，地位高的有柳湜、王翰，也毫无例外，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1957年我和他们没有多少来往。直到1984年，王翰去世，他的妻子张清华来找我，要求帮着写传记，我才知道了他的生平。他是“一二·九”运动在上海的领导者，复旦大学毕业生。在上海领导“社联”时代，就主张不能以工农党员人数的多寡作为标准，来判断支部工作的优劣（这是可笑的标准！在这种标准推行下，有的被“发展”的工人党员竟不知道自己是党员）。在新四军他参加建立五师，开辟中原解放区。在五师时他任政治部副主任，为了给战士编文化课本教文化和使用大学生干部来做政治工作，当时就受到很多非议。后来在中央监察部任副部长，他主张学业务，主张在经济建设时期做监察工作必须自己懂得工业，知道工业工作的漏洞在哪里才能查得出是非来，还公开反对过唯成份论。就为这些，把一个功勋卓著的老干部打成右派，去当了16年的铁工，劳动改造，不摘帽子。看了他的材料，实在使人觉得无理可言。如果是出身工农的干部，有王翰这样建立部队开辟根据地的功劳，怎么也不可能打成敌人吧。

   　　倒是党的机关北京市委，右派反而划得少一些。市委宣传部只划了一个钟鸿，还实在是七拼八凑硬凑上的。这个钟鸿曾在我兼任市文委副书记时帮助我做过工作，所以常来我家，和杨述也熟，是一个温柔沉静的女子，黎锦熙先生的女儿。她文笔很好，我从来就没听到她发表过什么言论。那几天划右派的时候，我只见杨述天天往外单位跑，去开会、比较、定案。到最后，几位管机关支部的来找他汇报本部门要划的人，只听杨述说：“这样，不够吧？”另一个说：“唉，这也算可以了。再没有别人言论比她更重的了。”

   　　原来，他们是因为一个单位如果一个不划，实难交代，是因为再找不着别人了，就这么“矬子里选将军”。我知道杨述确实不想划她，而又不能不划她，对这点我能理解。但我同时又看见他参加高校党委有关划右派的争论，一派主张多划学生少划教授，另一派主张多划教授少划学生，杨述是属于后一派的。他说：“年轻人犯错误该保护”，这就算当时态度不错的了。他说：“傅鹰那样老骂街的都不划，还划学生？应当划傅鹰。”但是，他完全想不到，所有这些人，老的、少的，都不应该划，他们都不是敌人，都没有反社会主义。这时候，他任部长既久，已经变成以上级的思想为思想了，自己的一切思想只能在这个圈子里转，不能越雷池一步。他已经和绥德时代不同了，我们两个常常谈不到一起了。

   　　这次反右派运动最后波及面到了推翻历年“统战”政策，乱打乱斗，很像“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把台盟的主席谢雪红（实为台湾左派领袖）、云南起义的首领龙云、民盟的章乃器、罗隆基以及自己的老党员柳湜、王翰、沙文汉……全划上了。又是中央比地方更厉害，我看北京市委就比中央还好些。如果因建筑学思想不“正统”而屡遭批判的梁思成在中央，那早就把他划上了。但北京市委彭真为了他，多次召集会议研究，明确方针保护他过关。所以，我觉得有些民主党派人士讲：“大和尚的经是好的，被小和尚念歪了。”实非探本之论。有的小和尚越念越歪，有的小和尚还念得比原经好一点。

   　　更重要的是，当年经手划右派的人谁都以为这又是一场运动，和过去“三反五反”之类差不多，过一段时间就会过去的，划上一个人，委屈他一下，以后就没事了。谁能料想就是这样裁定了一个人的一生？

   　　而社会风气和干部作风呢？从这时候起唯唯诺诺、明哲保身、落井下石、损人利己等等极坏的作风开始风行。有这些坏作风的人，不但不受批斗，甚至还受表扬、受重用。骨鲠敢言之士全成了右派，这怎么能不发生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我亲眼看见，一个人（姑隐其名）和别人一起负责编辑一个刊物，两个人是好朋友。一切定稿都是两人一起干的，另外那人写的文章发表以前都交这位看过。但当反右风潮一来，这个人竟出来揭发他的朋友，说那人如何如何写右派观点的文章，如何如何把别人的文章改得越右越好……于是，他的朋友划成了右派，而他，却从此青云得路，提升上去。还有一个人（也姑隐其名），平时在编辑部里显得颇为正直，发起议论来滔滔不绝，自命敢言。同事中有一个，这时正与“丁陈集团”沾了点边，怕出问题，十分苦闷。他们住同一宿舍。有一天这位同事顺便请这位“正直分子”小酌，和他谈心。而他竟在几天后，在编辑部开全体会时，把这位同事请他吃饭、“阴谋拉拢”的罪行揭发出来。他后来果然当了下放小组长，又在农村里见到那位已经划成右派的同事，把他是右派分子的秘密向农民宣布，根据就是那人在农村里吃了较好的咸菜，是不肯改造！这样的人，后来却越爬越高，而且不断造谣打击和他地位相同而行将提拔的人。

   　　这类事情，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百倍成千倍地翻版。我看起源实出于反右。正气下降，邪气上升。我自己明白，在我最困难的那一段，如果我把一切问题都推到黄秋耘同志身上，如上述某某人之所为，那我是可以被从轻发落的。但是，我心里的痛苦会达到最深度。我从少年起立志参加革命，立志变革旧世界，难道是为了这个？为了出卖人格以求取自己的“过关”？如果这样，我何必在这个地方挣这点嗟来食？我不会听从父母之命远游美国，去当美籍华人学者？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我悲痛失望，同时下决心不这样干，情愿同罪，断不卖友。在给我定罪（党内严重警告）之前，有一次作协开会讨论到一位反复无常的人（一会儿靠到丁、陈方面，说周、刘这边的坏话；一会儿又靠到周、刘方面，揭发丁、陈的“罪行”），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说：“像那样的行为，你们就给予嘉奖吗？如果这样办，下回他又翻过去，你们将如之奈何？”这几句直率的话倒是使主持会议的刘白羽一再颔首。他当然也会明白事情的确是这样，但是，按政策，他们还是不能苟求这样的人，这人仍然出任方面。而我，则紧接着就受了严重警告处分，下放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