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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19日星期日 我们的春天 在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存在着中国向何处去的争论,首先是,太平天国与湘军淮军的斗争,当时的太平天国信奉基督教,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一律平等;而曾国藩则称他们无父无母,荒唐透顶,打起维护五纲伦常的旗帜,慷慨激昂的号召人们起来抵抗太平天国。我虽然没有太多的资料证明太平天国如果胜利的话会走维新变法的道路,但是,就凭所有人都平等这一点,就对中国社会是晴天霹雳,这是一种中国人闻所未闻的价值观,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种新的方向,是与中国自身的传统决不相容的。这次斗争,以中国的传统道路的胜利而告终。 再接下来清朝有顽固派和洋务派的争论,是按照祖宗规定的道路走下去呢,即祖宗之法不可变, 还是向西方学习,走现代的道路。当时,即便是洋务派,也不过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即,依然按照传统老路走,但是,不妨学习西方的技术,以当时中国传统之强大,即使洋务派也没有看到学习西方制度与文明的必要性。 当时的中国,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洋务派,都认为大家应该按照老祖宗的路数走下去,即,走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道路。当时,李鸿章等洋务大臣虽然认识到了走传统老路的没有前途,他说现在中国面临的是3000年没有之变局,但是,他束手无策,找不到新的道路,所以只好按照老路走下去。洋务运动的失败,正在于此,即,没有找对中国前进的方向。 后来,维新派的思路比洋务派进了一步,看到了学习西方文明制度的优越性,提出了彻底的变革,大方向基本是正确的,却由于错误的策略,和保守派势力的强大而遭受了失败的命运。当时,一部分中国人虽然认识到了中华文明发展到当时,应该改变航向了,可是,这样的观念却并没有深入人心,并没有取得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因而失败了。 到了辛亥革命,中国人终于抛弃了传统的道路,但是,在开拓中华文明新方向的道路上,却步履蹒跚。当时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非常的彷徨,对现实很失望,对中国人民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种心情,说白了,就是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办好。虽然鲁迅先生知道对于当时的黑屋子存在着打破的希望,却不知道这希望在何处。 到了54运动之后,中国又出现了两种道路之争,这次,传统的老祖宗的道路 至少从表面上被抛弃了。中国的文明已经开始了转向,但是向何方转呢? 这时,在世界上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苏俄的道路,一条是英美的道路。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而蒋介石到苏俄考察后,则认为中国不应该走苏俄的道路,而应该走英美的道路,不用说,当时的世界,当时的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就只有两种。国共两党的合作,在反对中国继续走固有文明的道路这点上是一致的,所以有第一次国共合作,但是,为中国选择的新的道路却不相同。在北伐战争几乎胜利以后,这两条道路在中国展开了激烈的争斗。这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使国共两党暂时放弃了分歧,因为假如中国亡了国,到时候什么道路都没有用了,所以,就组成抗日统一战线,一致抗战。抗战胜利后,这两条道路又继续斗争,直到共产党将国民党赶到台湾为止。 这时,共产党在大陆实行的是苏俄式的社会主义,而国民党在台湾实行的是英美式的资本主义。这时,在大陆内部又有了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些大陆领导人从中国的实际经济建设出发,产生一种与毛式社会主义不一致的具有资本主义倾向性的包产到户,三自一包。这样,在大陆又产生了中国发展的两条道路的问题。结果是,毛泽东以一种非常轨的手段,打击了他们,但是,由于他这种手段太过于残忍,再加上经过几十年年的实践,中国人已经逐渐认识到了毛式社会主义不能够发展中国,在此基础了,中国开始了伟大的改革开放。与此同时,在台湾,蒋介石按照英美式的资本主义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使台湾成为新兴的经济体之一。 这时,两条道路的争论,基本是英美道路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大陆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是按照这条道路在向前发展。 但是,历史是有延续性的,大陆骨子里走的虽然是英美的道路。可是,为了使历史和现实有连续性,却不能直接这么说,怎么说呢?就是邓小平的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然后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然后到加入世界贸易发展组织,与国际接轨(所谓与国际接轨,就是与英美体系接轨,绝对没有人误解为与俄国或印度接轨),到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逐渐的淡化了原来的色彩,向英美道路靠拢。 现在的中国,即使是最保守的新左派,也不得不承认民主自由宪政宽容的价值,他们只是找种种借口来拖延这些价值在中国的实现,这与原来的保守派根本否定这些现代价值是根本不同的,这说明中国人在中国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上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而在何时如何的策略问题上有分歧。这是我们在追求自由民主宪政法制宽容的过程中必须加以注意的。 现在,有些民运人士在抨击政府时,常常是批评政府不给人民自由,不给人民民主,不给人民权利等等。这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有人希望政府会发善心,会出现一个开明人士,自动给人民自由民主,那他等十个世纪也等不来。自由民主不是别人给的,不是上帝给的,不是政府给的。那么,自由民主从哪里来呢?自由民主宪政必须是争来的。必须是人民自己争取来的。自由民主必须成为人民的生活状态,自由民主必须成为我们呼吸的空气,自由民主必须成为我们的血液。自由民主必须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由民主必须成为民众发自内心的要求,而不是别人或上帝或毛泽东或美国或其他民主斗士给人民的礼物。 举个例子。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也有所谓国会,有所谓选举,那就意味着中国有民主了么?再举个例子,为什么有很多美国政府扶植的民主政权是那么的脆弱和不堪一击而垮台了呢?是民主自由不好么?当然不是。那是什么原因呢?那是因为民主和自由只不过是外面移栽来的树苗,水土不服,没有与当地人民的实际情形结合在一起,成为无根之木,所以失败了。 我再举一个例子,现在,美国移栽在日本的民主制度好象非常成功,我的看法是也不尽然。因为现在日本还在美国的笼罩之下,说美国移栽的民主制度在日本成功为时尚早。只有当将来,日本摆脱美国的笼罩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之后,日本依然不再复活其军国主义,到那时,我们才能说日本民主制度是成功的。但是,就我以目前的态势看来,我持悲观态度,当然,我希望自己是错的,我希望日本军国主义不会复活,若如此,则中国人民之幸,亚洲人民之幸也。但是,我们必须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保持高度的警惕。 那么,我们如何争取民主自由呢,这点,我们得向共产党学习。我们不能离开中国的具体去谈论自由民主宪政。我们必须将自由民主宪政与每个中国老百姓的利益结合起来。我们必须从解决中国一个一个具体的难题入手,从每个工人,每个农民的合法利益中,去争取民主自由。具体的做法是,我们首先要有一大批在理论上思想上具有民主自由的人士,这些人做为火种,撒在中国的大地上。通过法律的形式,合法的方式,帮助农民工人维护他们的权利。例如,可以作为农民的律师,代言人,带领农民争取他们应得的权利。你来争取民主和自由,必须和农民工人的具体利益结合起来才行。在争取合法权利的过程中,融入民主和自由的理念。这样,工人和农民就不会觉得这民主和自由是很奢侈的事情,而是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与他们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 这样,民主和自由法制等才能在中国生根。这两年出现的维权事件,是很好的势头。 在争取民主自由宪政法制的过程中,我反对使用暴力。为何使用暴力?使用暴力有两个原因,一是对于一些小的侵害忍受着,咬着牙,不反抗,不抗争,怒火在心心中积压。到了一定程度,就转化为暴力抗争,这是其一。其二,意味着对现实绝望。我们的想法是,要随时随地抗争,要对每一个细小的侵害做适当的抗争,这样就效果更好,不要等到绝望的时候,再大家一起毁灭。从陈胜吴广算起,中国的暴力抗争已经有2000多年了。我们变的更好了么?我看没有。暴力抗争并没有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得到的依然是千年轮回的命运怪圈。 当然,当年,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是被当时的中国军阀逼出来的。可是到了当代,特别是进入了21世纪。中国人对于中国向何处去已经有了基本的共识,矛盾已经没有原来那么激烈了。是可以用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进行了。89年的64事件,到现在共产党虽然还没有认错,但是却在跺跺闪闪。我就不相信,共产党会再能承受一个六四事件而不会垮台。 所以,共产党不会轻易动用极端暴力手段对付民主自由的活动,这一点是可以预期的。再说,既然我们已经使用了2000年的暴力手段依然没有给我们带来幸福生活。为什么就不能试试另外的手段呢。 南非人民,美国黑人,印度人民,他们都使用非暴力手段争取到了自己的权利,我们为什么不能呢。再说,南朝鲜,台湾都已经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完成了社会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呢。 再说,即使是最保守的左派,现在反对起民主自由共和宪政人权来,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没有了当年镇压反革命那股气势。 所以,非暴力抗争当然就有了存在和发展的空间。 共产党现在说,多党制不适合中国,鬼才相信呢。实际上,现在多党制已经在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成功的实施了。为什么就不能在大陆实施呢。 他们这么说连他们自己也不会相信。 我理解,他们这样说,只不过为了保持他们政策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为了转弯不能转的太急,当然了,这是从好的方面去想的。 邓小平说,香港回归后,政策50年不变,当有人问到50年以后怎么办时,他很干脆,说,50年以后就更不用变了。潜台词是什么呢,很明显,意思就是,50年后大陆都是资本主义了,香港还用的着变么。 在这里,可以做一个预测。 快则20年,最慢也不会超过50年,下列事件会在中国成为现实。 1. 开放报禁。新闻自由。2. 开放党禁,自由组党。3. 直接选举国家主席。 现在,有的西方分析家老是觉得中国的未来不可琢磨。我以为,从中国的发展脉络来看,中国的未来是很清晰的。自由民主宪政人权一定在中国能够实现。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威胁论大概会逐渐销声匿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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