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春天 2005 12 17

    如果可以做一个勉强的类比的话，江泽民的政策有点类似美国的共和党，比较倾向于代表富人的利益，胡锦涛有点类似于美国的民主党，比较倾向于代表穷人的利益。如果说当年邓小平号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方针是正确地话，那么，他的这个方针已经在中国实现，的确，现在，在中国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那接下来呢，重点就应该是公平了，我不是说就一定要剥夺富人的财富，我是说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不能再象邓公那样着眼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应该着眼于让全社会特别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都来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即富人社会财富的积累不能以牺牲全社会的公义为代价，而是着眼于创造新的社会财富，并通过合理税收等现代公民社会中常用的手段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适当的分享，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能持续稳定的发展。

    现在富裕起来的阶层，实际上是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最大受益阶层，这一阶段的政策，着眼于打破平均主义和共同贫困，鼓励一部分人首先走上富裕的道路，这时的公共政策的中心点是鼓励他们的，那么，下一个阶段，我们就必须转变这个政策的中心点，我们将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转向让富人更多的靠自我发展，而不是依靠公共政策对他们的倾斜，而公共政策应该向贫困阶层倾斜，着眼于建立社会福利体系（这种福利体系，不是对计划经济体系下福利体系的简单回归，而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建立新的以市场经济和现代公民社会为背景的社会公平福利体系），对弱势群体的基本人生景况给予人文的关怀，着眼于整个社会的均衡发展，这个政策，不是要劫富济贫，而是要让富裕起来的富人（富裕地区）更多的靠自我的创新，而不是靠公共政策的支持，富裕起来的人群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富裕起来的人群的发展不能牺牲其他群体的合法利益。已经富裕起来的人群，他们掌握了更多的社会资源，他们形成了一股强势的社会集团，如果不对他们的发展加以规范化，很容易导致权贵资本主义，导致新的社会不平等。这种新的公共政策对贫困人群的关怀，不是简单的走回老的大锅饭，不是简单的让富裕起来的人拿出财富来救济穷人从而影响富裕人群的正常合法发展，而是要富人们在继续发展自己的过程中规范自己的行为，他们的发展，不能以穷人的权利被剥夺为代价，不能以社会不公平的加剧为代价，不能以对弱势群体最基本的人生权利被剥夺为代价，现在中国大陆野蛮拆迁，就是社会强势集团借用公共权力对贫困人群最基本权利的剥夺，这是社会不公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贫困人群，他们在经济上已经是弱势，他们的诉求也应该平等的反映到公共政策中来，而不是简单的对他们进行镇压。

    当我们的GDP达到世界第四的时候，当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之一的时候，当我们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大国的时候，我们在教育上的投资竟然还不如一个非洲的穷国，我们这样的公共政策是合理的吗？我们还有孩子上不起学，我们的农村孩子还有人忍受饥饿，我们还在不断的产生着新一代的文盲，请问，这样的发展，能够可持续吗？这算是科学的发展观吗？ 日本南朝鲜和台湾新加坡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社会转型和经济起飞，最重要的经验之一是对教育的大力投入。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向人家学习呢。障碍到底在什么方面？我看就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的漠视，就是普通民众的无权状况产生的恶果。 现在中国的公共权力的执政阶层与已经富裕起来的富人阶层结成了同盟，他们共同压制普通民众的基本诉求，这是导致中国社会不公正的一个根源之一。所以，中国社会要想保持均衡稳定发展，普通民众也应该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体现自己的声音，这实际上是政治权力的分享问题，也是民主政治改革的问题。

    南朝鲜和台湾都曾经经历这个阶段。所以，现在中国发生的诸多事件，都是南朝鲜和台湾在80年代面临的问题，我们可以借鉴他们成功的处理经验，来化解中国社会发展中产生的社会矛盾。这也许是许多专家们所讲的后发优势的一种吧。现在的胡锦涛，应该向台湾的蒋经国，南朝鲜的朴正熙卢泰愚等人学习，思考怎样才能平稳的完成社会的真正转型，使社会发展的成果能够为全体人民共享，在中国建立以人权为核心价值的民主自由法制宪政宽容的现代公民社会，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科学的发展观的正确道路，与胡锦涛的理念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