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忠霞被撞死，这个后果未必是苏秀文的真心选择（未必出自故意）。但这一行为所含的攻击性肯定是出于故意。且不问苏秀文说没说“看我不敢压死你”这句话；也不问代义权是否受到三条大汉的威胁，他是不是个男子汉；也不考虑那些在现场目睹事件的人曾信誓旦旦要作证，到了节骨眼上又退避三舍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只考察这一事件诸环节的联系，就可以无误判定：这一事件是具有主观选择的故意。

   环节1、拉大葱的四轮为躲避前边的面包车而挂上了宝马的后视镜；

   环节2、苏秀文姊妹下了车与之争吵的就是刘忠霞夫妇，这是直接的选择联系，不用多费口舌；

   环节3、而后来汽车撞死的是刘忠霞，而不是别人，是先撞死了刘而后又伤及其他12人的。

   前两个环节与后果，这三个环节间构成了一个进序，展示出它的因果关联。如果“死人”这个后果不是因行为人的攻击故意，它是不会发生的。苏是不是要撞死刘，这是心灵的内在事件，只能内感知，不能被相对观测到。我们只能从空间可观察到的变化来求真相：这一案件的三个情节最终合成——“死了人”这个结果，就证明后果不是偶合而是选择。照着人情常理，这苏秀文好像也不一定是要杀人，杀人又不挣钱，也不愉悦身心，她因为激动，出于发泄，选择的行为是攻击性的，这怕是怎么推也推不掉的！

   常识告诉我们：要想命中目标，必须使准星、缺口、目标成一线——几何学的一个公理就是三点才能成直线。宝马案的后果支持行为必须出自某种故意，（倒不一定是杀人故意），否则行为不会发生，就别说后果了。苏秀文是否决心要要了刘忠霞的命，除了她自己没有人能够证明。但苏秀文发泄、报负、出气、解恨的故意是空间事态足以证明的。

   因此法庭的审判，判决文书必须使上述环节与后果间的必然性联系获得还原。

   判决若能贯彻正义，能为人所信服，就必须使案件的诸环节在逻辑里不显矛盾。若判决还原不了后果与行为的联系必然性，当然就不是公正。

   法的原则就是正，公正，正义；若判决没有正，当然就有个所以不正的背后原因了——司法腐败。

   不管是黑省，是哈市；还是最高当局的重新调查，其结论必须还原到这个逻辑值里——逻辑值不是人造的，是事物和事物联系的天然本色。若最后判词不满足这一还原，即便是具体事件，即便硬伤获得安抚，解决；被“卖”了下去——

   这事件也做为普遍的正义要求，它也不可阻挡地将转换为社会资源在广泛的空间里时间里发酵、膨胀，向宏观爆发上推进。推动着政府权威的进一步失效和解体，推动社会大厦宏观震荡的迫近。

   它告诉我，也告诉共产党：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已经临界。中国人民的卫权要求已经进入了成熟，拒绝已经不能再有效应，已经成熟了的民族精神若不获得满足它就要自行满足。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牵动了全社会的关注与舆论的案件无不呈显出鲜明的社会分野——

   即它表现出社会矛盾的明显的民众性与政权性这个分野线。

   普遍的关注不是别的，它就是成熟的民族民主精神的自行满足。

   从而证明中国社会矛盾已经自行完成了它的组织布局，自组织为社会矛盾的两大板块；并找到了克服矛盾的方向与出路——彻底地否定现政权！你看吧：在中国境内，只要有引起关注的事件总是以弱势民众为一方，以中国政权为另一方，绝无违背这一分野的例子。它宣告：对具体矛盾或矛盾具体性的关注都已汇集为社会两大力量间的互动。我们用急迫地心情告诫胡锦涛：你是没有退路的，你顺应人文，则可能贡献于我们的民族，成为民主的开拓着。如果你依旧犹忧寡断，那就是历史罪人，中间机会是没有的！埋葬共产是历史的必然，你不参加进来你就是历史前进的绊脚石，你进一步退三步，不仅殆误前进，也将陷你自身。

   谁揭去蒙在宝马案上的淫霾，谁还刘忠霞一个公正，谁就是正义的化身和符号。它就有了号召力，他就能影响社会的一般愿望，他就可能被众所望，他就有可能对社会走向发生因势利导的影响作用，可能在相当的程度上避免中国进入民主宪政所需的代价。谁站到人民一边，谁就握有了克服中国矛盾的钥匙。

   在此，我们严肃地又是从善良的愿望出发正告胡温：

   中国社会靠权威维系的时代即将结束，“指挥”的有效性将完全失效，让位给号召性，号召性是建立在人望之上的，谁有德谁就有人望，谁有望谁就能贡献于民族，这就是社会失控所展显的画面。全社会将不服从命令，而服从心中的所望。

   这一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所揭示的就是：对新秩序、新的人际联系的呼唤已经就在脚下，新秩序、新的人际标准已经扎扎实实地迈入了中国，不是你承不承认的问题，而是它不成为中国社会的立足点是决不可能的问题。

   江泽民对中国社会的指挥力已经完全丧失，并很快就将完成对军队、警察指挥力的丧失。这一历史任务的成熟可能让人来不及做出反应。

   而只要真正撕开宝马案，爆露出它的原始面目，就占了人和。来占人和吧！

   我们呼唤你：胡锦涛，在宝马上莫使国人失望！

新世纪 (1/13/2004 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