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将士们，朋友们：

   打倒共产党只是一个主观要求，回答“为什么要打倒共产党”却是个客观证明。提出打倒共产党是我们的呼吁，虽然它已经近乎是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但就人类理性的分析来说，它仍是主观的意志，它与共产党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它与“革命”、“反动”、“反革命”的认定一样，都是个别意志所单厢的主观情愿。意志是人人都有的，是生命的组织成份——因而都是个别的，除了对自己，对其他任何人都不具有天然合法性。

   但是，回答“为什么要打倒共产党”，却是把一个意志纳归到人类存在的背景中，考察它与人类存在的关系是相符合还是相违忤，即证明它的合法性。

   为什么要以人类存在来做意志合法性的背景呢？

   回答是：归根结蒂人类是个存在事实——人类生命并不是属于自己的，而是属于自然的，所以人的行为虽受制于自己的意志，但意志却是生命之中的，归根结蒂还是服生命的自然性，在自然的范围里，人除了存在并不负有别的使命。

   一个意志对于所有同类是赐福还是降祸，对生命是满足还是损及，不到生命的存在中，不用生命的自然性来鉴别它，又用什么呢？

   人是自然界的物种，它的最初和最高本质当然都只能是存在！

   而生命的意义就是存在下去！

   因此说：人在存在之外，并不负有任何别种义务。

   人的意志既是人的物质构成成份，是物质的机能，当然它就不能超越出生命存在之外。意志的本质是生命存在的表现，意志的意义就是经验和实现生命的存在。所以任何实际的意志其合法非法当然就是看意志所表现的是不是生命里所包含的，意志的所指向是不是生命的性质所可能的。所以——民主与专制制度的区别就是不因意志出于自已而不追究它的合法性。

   共产党要建设的共产主义却完全是它自己单方面的意志，用强权加给国家，加给人民，这“共产”到底是什么，它与人类单纯的生命存在这个本质是相顺还是相悖，并没有被证明，共产党并没将共产放进人类存在这个客观背景中加以证明。老实说，共产党并不懂共产主义合法非法，非法又非在哪里？

   现代文明下的“宪政制度”其实就是不问意志出自谁，出自什么人，只问意志在人类存在背景中有无合法性，“宪”字含有限制性意义——通过必须程序的限制，使国家意志不仅有主观合法性，还要达到客观合法性，宪政的制约程序其实就是意志必须被证明才能算为合法的简约化。

   鉴于国家在共产党的淫威下所陷于的危机，复鉴于中华民族的理性经历了百年的民主追求，到了今天，它已经成熟，且成熟到若不上升到合法地位，它蕴含的能量与现行制度的尖锐矛盾就将盲目横溢，不能不陷社会于崩溃。这里说的不只是共产主义的崩溃，而是人类存在所不能不仰仗的的社会基础的崩溃——即人类伦理根据底线的解构，整个社会将各行其是：为不可数清、不可预见、不能防备的意外势力所笼罩，灾难不可设想。

   须知十年树木，百年才能树人啊！

   成熟了的新观念不能上升到统治地位，这种局面是很可怖的，有使整个社会陷于恐怖主义深渊的危险。

   那在客观上阻挠着成熟观念达到合法性的力量就是国家武装，它被旧观念的持有者牢牢控制着，以机械力威胁着社会活力，迫使社会智慧离开价值吸引泛滥冲撞，因此我们就已处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中华民族需要贝尔格莱德广场那样的军队——在拯救国家的关键时刻，南斯拉夫的军队果断地站到人民一边，使南国和平地完成了民主进程。正是对和平民主的向往，对民族前景的担忧，才使我们向军队将士发出起义的呼吁。我们当然把自己的意志理解成历史的必然进程，所以就要自觉地服从民主程序的证明性原理，我们试图通过这种证明唤起有良知的军队公民的支持。我们就把打倒共产党这个要求放归到人类一般理性里经受检验，求证出它既是人类存在，也是历史前进的必然性，让人诚服，以求得军队将领们的理解。并且呼吁一切行动者都要自觉把求证当作合法性的必须环节，牢固地铸造到民族的机体上。

   我们要打倒产党，这一意志必然合法的第一个证明是——

   共产党只知道大骂汪精卫、溥义，他们自己呢？其实中共与他们所骂的伪政权一样也是卖国贼，汉奸。我的证明是：

   在中国本土的历史进程中并没有孕育出共产主义革命的要求，二十世纪初叶是中国理性的一个批判时期，封建王朝解体，各种思想流派获得空前表现机会，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中，马克思主义也进入了中国，不仅仅马主义著作被翻译，而且也有实践上的表现，但它是社会民主党的，而非共产党。1911年11月江亢虎创建社会民主党本部，12月他与陈翼尤、詹天雁成立苏州支部，顾颉刚、叶圣陶、王彦龙等许多知识分子都参加进去，发展到四万六千多人。其纲领是赞成共和，融合种族，人道主义，改良法律，尊重个人，改变以往法律以民族国家为主的倾向到人的尊严上来，普及教育，振兴实业。社会民主党是在中国土地上，由中国知识分子自发组建的，没有外国势力的干预，它是中国历史进程里土生土长出的产物，是中国本土的产物。

   但在中国的本土上并没自发形成组建共产党的要求。在中国人完全不知情，在与中国人的生活完全无关的情况下，苏共中央和它控制的共产国际却在偷偷做干涉中国事务的窥视，做向中国输出共产革命的谋划，首先在他们国土内物色寻找，终于在西伯利亚矿场找到了山东平度人杨明斋，经莫斯科大学的速成培训，然后引维辛斯基这条恶狼入中国的国门。

   我请求军队将士和读者能明白，这个维辛斯基之来中国是胸有成竹，是重任在肩。是负着俄国狼的使命，不是为着中国人的幸福而来中国的。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共产党，以什么为理念、宗旨，执行什么路线、方略，早就由俄国佬在俄国在克里姆林宫定做了，储存在苏共派遣来华的那些间谍教父们的大脑里。

   20年维辛斯基到北京，会见李大钊、张国焘、施存统；五月去上海会见陈独秀；六月陈独秀就组建上海小组，李大钊织织北京研究会。可见这共产党不是从中国本土的萌芽，而是外国势力的文化入侵，是苏俄制作的试管婴儿强加到中国母腹中的怪胎异物，是外力的嫁接，是入地地道道的沙皇入侵！

   21年7月那十二、三条汉子是些被操纵的木偶，他们是被幕后的牵线网络到上海“建”党的，在那里做纲领性发言的并不是中国人，而是苏俄的马林，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是由俄国佬拟定，由马林来华照本宣科的，他还宣布中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服从国际的决议与领导，向国际报告工作。那十二、三个中国人只有鼓掌表决的份，那时的他们那知西东和北南？！他们是被愚弄被教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也一直是坚持着对自己民族与国家的破坏捣乱，去向苏俄斯大林进贡，它一直被斯大林、托洛斯基、布哈林、米夫之流所操纵，它没有独这性。它也不是出于对民族的责任，所是为满足苏俄并吞全球服务的。所以说中国共产党在本质上不是国货，是俄国佬在中国制造的俄国利益的代言人，是侵略者走狗，是卖国的，与汪精为的南京政府，溥义的满州政权相等同的汉奸集团。

   中共成立后也没控制在中国人手里，全由共产国际说了算，陈独秀并不同意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但远东局的命令他左右不了。苏俄顾问和国际代表的话远比共产党领袖们的话有效。国共合了作，陈独秀就不想捣乱，他要他的党与国民党共同承担民主革命的重任，但远东局却非要共产党在国民党里捣乱不可，陈独秀不干就被指控为右倾机会主义，投降分子，赶他下台，甚至命他去莫斯科作检讨。

   从共产党成立到延安，始终没有摆脱斯大林的阴影和第三国际的控制，斯大林不是出于关心中国，他不是善人，而是出于侵略和奴役，想把中国变成他的共产暴政的实验场，他才向中国输出共产革命的。维辛斯基、马林、米夫、尼科尔斯基、鲍逻廷、伽伦、越飞、李德、弗拉.基米洛夫……等等才是对中共握有实权的教父，是真正掌控共产党的背后操盘黑手。

   中共要仰第三国际的鼻息才能生存，中共领袖的更换与人事组织的变动全由莫斯科圈定，苏共组建的中山大学是中共领袖和派系的摇篮。中共并没有为自己制定纲领、路线和策略的权力，也没这个能力，全是由苏共派来的教父指手划脚——中共是没有自主权的儿子党。是俄国代表按照苏俄的侵略野心，唆使中共加入国民党，是要中共在国民党内部搞离间和分裂，发展自己，是出于控制国民党的目的：中共是按照俄国人的指令去破坏自己国家的民主革命，阻挠北伐，发动农民运动来破坏国民革命的，农民运动的流氓暴民们烧、杀、抢、掠、奸激怒了前方作战将士，造成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逼迫蒋介石发动分共清党。

   直到延安晚期中共才从斯大林的豢养下独立出来，到五十年代末毛泽东与苏联正式翻脸，其实他的翻脸与中国一般民众的心态一样，是对老帽子的痛恨心理的潜意识发作——他像普通国民一样十分请楚对中国最有伤害，最具侵略的就是俄国狼，只是他个人人格的流氓性、残忍性与斯大林半公斤对500克，使他的这种情绪在反映为实践的政治路线时变成了“防修反修”。

   因此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之果，不具有中国本土的合法性。

   中国历史发展到十九世纪中叶，由国势的贫弱而导致并逐步发展出对本己文化的反省批判——新文化运动，这一运动的主流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太拘泥大保守，束缚了人的手脚，防碍了国家的发展，从中滋生出一种摆脱束缚，要求自强的愿望，便提出了砸烂孔家店的口号。但是，究竟是传统文化的哪些方面，哪些成分，怎么样束缚了人的手脚，造成国家的贫弱，还未来得及完成确实的求证和向量化分析就为历史的另一进程所扭转。因为文化的弱点是深藏在它的内部，是最根本性的问题，不首先经过现象层面的反省认识，是过渡不到对本质的把握的。

   其实，我们文化的缺陷是：没有完备的认识论和逻辑学立场，为学之道只是据守明德和追求至善。没有逻辑学就没有证明的方法论，就不能促成认识论的成熟和发达，未完成从知行混一型文化的分离，就不能引导人们对对象世界做确实性描述，造不成科学，也不能带动出人文领域发生观念更新或革命，完不成人本主义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