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将士们，朋友们：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看到共产党在野的时候是怎么干，现在来看看共党是怎么执政，他们拿政权干了些什么。从在野到执政，地位、条件变了，行为质量却不变，这是为什么？就因铸就共产党人的那个心灵是仇恨和残酷，无论外部条件怎么悬殊，支配他们的观念不除他们就不可能放下屠刀。而只要“共产”做党的限制成份，那它的观念就除不掉，它就不可能脱胎换骨，“共产”这个词实乃共产党的罪恶之源！

   将士们，朋友们：

   说起来，这共产党真正的理念乃是“把玩政权”，他们把政权当成陪自己取乐的玩偶，任兴之所至，情之所发，随时随地的造出各种玩法；国民呢，只被看做是可拿来尝给陪他们取乐的政权的奖品。在他们想来，政权陪伴他们取乐也多有辛苦，随主人高了兴随手扔上十万八万的人命，让政权打打牙祭，犒劳犒劳，养粮畜锐，攒足了劲好培育下一回更疯狂的玩法。

   在没有政权时，他们把人民当炮灰，骗着，驱赶着为他们卖命。

   等政权抢到手，就不满足只对权力的单纯占有了，他们就积心处虑地生着法儿拿政权做实验、游戏，以求取各式各样的满足、欢乐。他们只关心国家在国际中地位的强与霸，为了这种强与霸，正天冥思苦索地想：怎么通过对人的屠宰把政权喂肥养壮。许多论者说共产党不关心国民，其实错了！他们只是不关心人民的活，却很关心怎样把人命当成润滑政权的油剂。

   在共产党的观念里：世界就是以他们为一方，以政权为另一方。人民根本没进入他们的视野，只是他们用于与政权买卖交易，与政权相赌博的本钱，为买得政权陪他们玩好玩舒坦，就拿人命来保养政权，做为政权永属他们的代价。所以在他们只把人的生命看成所耗成本的大小，哪有什么冤不冤？——他们内心世界里就不存在国民这个概念，老百姓在他们心里根本就没取得独立性，他们把国民理解成属于他们的财产，或用来喂养政权的饲料，哪来人的尊严？他们把杀人只当做是在投自己的资，化自己的钱，理所当然，他们哪还知人命关不关天，哪还有人死的冤不冤这个观念。

   共产党只有斗争这一根弦，一个观念，他们的知慧只有在被斗争包裹着、牵制之下才能运用。他们的斗争就像基督徒的上帝一样无比神圣。人不过是他们心灵中用于成全斗争的材料，血流几条河，骨垒几垛山，那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因为他们始终没能问问自己，这“斗争”算什么东西，竟比人命还尊贵？共产党们既被斗争牵着鼻子走，就没有机会把斗争当作认识对象加以考问：“斗争”与人类本质是什么关系？这世界上存在的是生命呢还是斗争？这是他们从来没清醒的。所以伴随对政权的夺取，始终也没有停止过镇压，不是清匪就是剿霸，像篦头发一样，哪里有网可漏？即使这样还觉不过瘾，刚刚奠定政权三个月，五0年一上手就同时发动了“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大运动。须知：这是经历了清王朝灭亡，军阀割据、民主革命、抗日战争、内战，半个多世纪的战火蹂躏的民族所可能承受的吗？这却不是他们所想的。

   从他们盘据在安延，就未曾间断地向他们各根据地、各分局、各大员发出土改、分配、斗争的指示，每占新区，马上伴有这方面的文件，立马行动。查毛泽东选集，四七、四八、四九三年中有多少这方面的记录，可连口气都不让喘，五0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在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运动准备工作》的指示；六月的七届三中全会就讨论“新区的土地制度”；六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时府就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上写着：“……二、新区土地改革应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打击地主，中立富农。又要分几个步骤：首先打击大地主，然后打击其他地主。对于恶霸和非恶霸，对于大、中、小地主在待遇上要有区别。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超过户数的百分之八，人口的百分之十，反动分子必须镇压。”。“……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农民总人数的百分之十。”

   将士们、朋友们，请务必注意：

   这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都是名词，凡名词都揭示事实——是质量概念。

   是据于所占土地多少，出租多少才能评定，可这毛泽东却用人口分布的比重来界定地主，这是何等的蛮横，哪还讲什么常理公理？这哪是划成份，分明是确定杀人整人的数量嘛！——对这些文件做还原，就揭证共产主义是建立在血泊上的强权！我见过的就有既没有土地，也不出租的地主，何哉？——得凑够人数呀？可见共产党要制造的是斗争气氛这样一种秩序背景，他们并不管划的地主是真是假，他们要的是只管给我划。

   入关前的林彪道出了个中奥妙，当部下向他报告伤亡时，他立刻打断：我不管这些，我只问攻下来没有。后来陶铸在广东说了：（指地主、反革命）我要数字！

   可见共产党的醉翁之意是把斗争做成社会秩序的恒常态，只要把人驱赶到斗争中，使生活在无尽的恐怖里，不敢对政权的罪恶提出异议，那就行了。他们并不问被斗的人屈不屈、冤不冤、惨不惨，斗的对不对，斗争的青红还是皂白，他们只要人们天天斗，天天死人，时时有凄惨呼叫，天天有血在流，他们就满意了。他们只是借斗争来威胁人们不得有要求，不得说实话。

   毛贼竟能说“不能搞和平土改，不能搞恩赐，要组织农民通过斗争夺回土地，要与地主阶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土改不是对着土地的吗，对人的迫害残杀那就不叫土改而叫人改了——毛泽东这些话揭露的就是他们是故意鼓励人们搞酷刑，挑拨人间仇恨，制造人间悲剧。

   人能叫做人，不就因为有个脑袋能思想，有张嘴巴有个舌能把所思交流于他人吗？阶级本来是因理性才能看到，既是理性的问题为什么不在理里理顺，偏要用夺取生命来压平？——可见共产党是些冷血的东西，对人的不幸与痛苦有特别的嗜好，是以让人不幸为自已乐趣的。

   斗争、打击、镇压，都不是天然合法的概念，因它们是中性；

   政治学却是经受了伦理而获的呀！政治是理里的政治——

   人是在理里而言政治，把某一持定的理则命名为政治，说白了就是：

   政治就是讲理，在理里才有政治。

   所以，政治内的每个概念都必须在自身包含合法性。比如——“惩罚”，就指示出被惩罚者犯有罪行在先，对之采取的“措施”在后，压迫是基于他有罪行，不是无辜加之。但斗争、打击、镇压只表示实施强力于对象，并不问三七二十几？不问所以然，只要所然，不问有辜还是无辜，不是出自伦理。

   人又不是为了受打击、遭镇压才出生的，凭什么要对人实施打击？！共产党的斗争、打击、镇压都不是基于既往（人有没有罪），而是为了保证未来（自己不被推翻）。可见“共产”就不是个伦理概念，共产党就不是一帮讲理的东西，它倡导的是只须恃力，不必讲理。

   共产党就是不讲理党。

   他们不加定语的强调对人实施斗争、打击、镇压就揭示出他们心灵的阴暗恶毒。是列宁把国家解释为阶级压迫的工具所导致的理性歪曲。

   人类为什么普遍地向望宪政？就因宪政出于理据于理，能使公权（或公器）处于制约中。而无产阶级（或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革命的需要、镇压、严厉镇压、打击、无情打击……这些都是公器概念，却不处在合理原则的限制中。既然理性就是出于理，据于理，怎么可以设想不在理性限制中成立公器呢？共产党不要背景的限制怎么能不在实践上导致权力的乱用滥用呢？

   让我们来看看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两个著名的大案：“高铁君反革命案”和“《徐秋影案件》的邵玉魁特务案”。令人发指！

   高铁君是抗战前的无为县县长，芜湖专员，人称“高青天”，救助过许多遇难的共产党员，有恩于共产党。四九年中共渡江战役时，他为保护芜湖一带老小不受战火蹂躏，就出面为解放军与国军守江的二十军牵线谈判，达成协定：二十军撤堤撤防，让共军过江；共军保证不伤害沿堤父老，保证二十军将士人身安全。二十军军长杨刚才将军接受协定，命令部队放弃沿江防线，中共得以渡江。但过了江的共产党立即翻脸不认人，大肆屠杀帮他们过江的二十军官兵，军长杨刚才深感对兄弟们不起，羞愧难挡，拔枪杀死全家而后自杀（伯夷之清）。胆义肠侠的高铁君惭愧的难以自容，认是自己害了杨刚才和二十军将士，就用自己的寿材装敛了杨将军。这可若恼了共产党，镇反时将其逮捕判处死刑。高铁君为人正直高洁，招致数百名人请愿俱保，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它才不管你冤不冤屈不屈，你俱保吧，它就把这些俱保的人一同当成反革命办了集团案，大多数人一起被杀，这案子杀上百人呀，有少数被判刑关押。

   中国家喻户晓的《徐秋影案件》，是一个错杀一家三条人，错判许多无辜的大冤案，电影中的主角——邵玉魁坐了二十八年大牢，八十年代才得以平反，平反后共产党还把《徐秋影案件》当做阶级教育的经典影片在九十年代巡映，八十多岁的邵老人一再抗议，才由丁关根出面取消了这部电影。

   这一案子的真相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哈尔滨市铁路旁发现一青年女尸，是抢杀，侦察发现是文教局秘书，从她衣袋里搜出的笔记本上有路名门牌，恰是邵玉魁家的，就这么个“线索”，这是唯一的“证据”，就把人家大大小小全办成特务，处决了她两个弟弟，一个妹夫……邵玉魁审诉了二十八年。二百多名办案人员，人人都明知是冤案，却又煞有介事的当真案去办，两次联合复查都已认定是冤案，同意平反，却无人敢于做主纠正，一拖再拖，这是人干的事吗？可共产党就专干此类勾当，并以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经过宽大处理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份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当杀者立即判处死刑，当监禁劳改者应逮捕监禁加以改造。”——这共产党真有杀人的瘾！

   到匈牙利人民起来反对共产党，毛泽东还高人一招地说：就因我们镇压的彻底才没出现匈牙利的事，共产党是“爱人民”还是爱独裁他的话也就清清楚楚。

   广东的土改、镇反在叶剑英手里还算有尺有寸，老叶这个人做事有数，老叶有花心但不是忍人。可老毛把叶剑英、方方掌握下的广东土改、镇反看成是全国的三个乌龟中的一个（广西、福建），毛泽东就把在广西杀红了眼的陶铸调到广东，去出任华南第四书记（却主持工作）。从赵紫阳的一些言谈里可以窥出：南霸天陶铸倒不像是人品上的邪或恶，而是做事没有数，是肄无忌惮，陶铸在共产党里，其心狠手毒并不亚于“四人帮”，他杀了广西杀广东，是中共最能杀人的封疆大吏，康生折磨人有瘾，陶铸对成片地杀有瘾。他不仅滥杀百姓，在杀红了眼时连许多他自己的镇反干部也当成反革命杀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