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求证出共产党到底是堆什么东西，又怎么能提高它？我们以上两节已经证明了政党不是世界性事实，但人类的判断力受直观经验的束缚，就上了人是党的组成材料，人是可加直观的当，在观念上赋予了政党以世界事实的性质，这就使许多在本质上属于信仰东西取得社会价值观地位，这样的政党必然陷于封闭、排他，成为现时代的政教合一，重演宗教荒诞、野蛮的裁判制度。五十多年来，我国各族人民与新宗教共产党进行着艰苦的博斗，无时无刻不付出惊人牺性，至今还没推翻它。

   共产党内部也有一些正直之士企图把这条本质上的宗教之船驳回世俗人间，却也失败了。在历史甩掉了流氓瘪三江泽民这个沉重包袱之时，新的执政者是有机会以最小的代价，最低的民族牺牲来完成向人本回归的，但至今我们还看不出胡锦涛有这种远见，看不出他流露出如此的智慧。他竟然不睁眼正视要爆炸的社会现实，还在那共产破茧里“辛勤耕耘”，他的“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命题实为是在开历史倒车。我的批判是出于对民族的责任，以追求最小阵痛的制度转型为目标，所以我们告诉他：

   世界上只有人，没有党。

   能救该救的是十三亿同胞，只有救国救民。没有救党！救（共产）党者绝无好下场！！

   另一方面，我们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的民运阵营虽是历尽苍桑，有打倒共产党的坚定立场，却也未曾去思考“什么是共产党”？

   这严重妨得着我们的奋斗，阻碍着历史前进，在下一再地呼吁社会智慧投入到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来。这对于我们民族的理性能否上升到普遍的批判水平十分重要，因为民主宪政就是建立在活跃的批判背景之上的，只有批判才能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平等舞台，只有平等的批判才能有效地扼制政权滥用，只有批判的精神才是社会智慧的活水。批判精神是社会公正和文明的条件，是宪政之所必须。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先开出这一批判的明细——

   首先研究政党的本质，再研究政党的特征：

   A、政党不属于世界事物，是心灵事实

   B、政党是社会批判的表达，因此“党”是个类概念

   C、由于党是类事物，所以实际政党只能存在在诸党之中

   D、党必须以党为互作用对象，党际对峙是社会活力的泉源

   E、政党只能用来保障政权的合法性，不能用做社会的领导力量

   A、鉴于以上（1-A）心灵创造的事实并不必然为真

   B、不必然为真的心灵必陷入不可触摸的信仰，所以：“共产”乃教，“共产主义”乃信仰价值观

   C、一切健康政党全为经验价值观

   D、经验价值观必定开放、宽容，信仰价值观必定封闭、排他

   E、对“共产”的思辩

   直观社会的三大要素，并找不到政党，但谁都经验过它的存在与作用。不错“政党是由人组成的”，但千万不要把“政党是人组成的”理解成是政党的本质，把政党等同于人。无论如何得把握：人是直接地还原回大自然；可党呢？它只能还原进人的意志。这一区分就回到了本文开宗的明义，也为“到底什么是共产党”探索出一个最初的回答：

   一切政党都是心理事实——心灵事实就不一定可靠！

   可我们说了，组成社会的三要素里并不能直接寻出政党，这也要在理论上完成还原：事实上仅仅有人并建不了党，成不了党员——共产党咋不到幼儿园去发展党员，就是很好的证据。共产党党章上规定年满十八周岁才可以入党，为什么？因人要到十八周岁行为能力才相对成熟：行为能力就是理性（意识），它的成熟就是理性的健全。这事实告诉我们：理性只是形成政党的必须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只有在一般意义上成熟到健全的理性才是政党的充分条件。

   凡政党都是意志的结盟——只要有意志就能结成“盟”；

   可结成的这个“盟”可靠不可靠呢？却不是意志自身能保证的。政党对社会发生什么作用，只凭感官，会误认为是由人用行为去造成的——因为只有人能行为，对此，经验直观就可以准确把握。可人的行为为什么只遵循某一原则而不是别的原则，政党的目标、路线、政策、任务……等等为什么所以如此而决不如彼？背后必定有一个不移的原因，这原因却不是有形的，不是经验所能直观的。

   政党背后那根牵线到底是什么？在哪里？——

   回答是：一切政党背后的牵线都是它的最高理念——标示在实际政党的名称里——共产党的所谓“党性”，就由它的名称所系。政党在实践上的每一实际步骤都是从名称发源，都被名称所过滤，受名称规定。

   政党理念是政党生命力的泉源与基础，这一点却偏偏是被实践所忽视的。

   政党的理念必然可靠吗？

   这是意志所无从为力去求证的，人类意志是直线喷射；

   求证却是回身反观。

   所以说：有关政党的学问，不仅要理性的成熟，而且理性必须成熟到批判的水平。否则就是建了一个邪恶的贼窝、建了一架绞人肉的机器也还不能自知。

   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本土的作品，它是俄国熊的强加；被苏俄那些教父操弄的共产党早期领袖们，有的只是要驾驭、占有国家的意志，并不问用什么，怎么样去占有，只要能占有就成。他们还没成熟到对党的理念是否合法的思考，当然不会有合法性求证的要求。他们还处在只能“冲上去”却做不到回身反观，他们的理性只处在为俄国佬“使由之”却不能凭自身的理性来“达知之”。因而他们都做了自已欲望的俘虏。他们也早都死光了，他们之中还没有人能用批判的眼光来反观自身----“共产”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仍是横亘在民主之路上的障碍。

   文化历史是人的能动能力创造出来的，文化做为成果来自过去，因而也不是现实的人可任意选择的——历史不能重造。

   但文化的运用却是可以选择的——人是在能动地活动。

   人“能够能动的活动”这个事实本身却首先是被动的、受作用而致的结果，而后才能充当发生作用的原因。但是，人对这个问题的知觉却偏偏相反：人只能经验到自已做原因对对象发生作用，经验自己发生作用的那些过程，事件，只把自己感知为力量。却不能感知自己做为事实是由什么原因所造成，不能感知自已所服从的又是什么力量——人只有靠了能动能力才能感知自身，感知世界，所以人所把握到的自己就不是完整的自已——能动能力形成前那些部分都被排斥在感知以外，而人的根本性方面恰恰是自已的服从性，却被感知排斥了。人用能动能力所经验的只是生命所指向的内容，人无从经验自己是怎么存在的，无从经验自己是什么——人正是从把握不到的自己的服从性里派生出能动性，选择性，活动的有目性。不能把自己的能够性严格地限制在对必然律的服从上，是人类屡犯的错误，胡锦涛命题就是例子。

   只有认识了这一关系，人才能自觉地让自己的选择不越出自然律的许可，在对必然律以内设计目标。

   正是在这里：人既能经验直观，又能理性思维，人既有肤浅又有深刻，才构成了对世界对人生的形形色色的看法——既有相同又有相异。

   而且又正是这些形形色色的看法间的纷挣推动了人类认识的不断提升——认识更加广阔、更加深邃、更加间接化——这就是人类须臾不能脱离的批到精神。

   来看人类历史的三个辉煌时期：古代希腊和文艺复兴，它有别于其他历史时代的是什么？就是批判精神！希措化时期过后的罗马时代虽然维系了一时的强盛，它所借助的却是前代人留下的批判精神造就的活水，罗马帝国只图享用而不知开源，当它消耗净尽了希腊精神的余热，它也就窒息了，它绞杀了认识，随之而来的是千余年的沉闷死寂。

   文艺复兴就是希腊批判精神的重新被认识，希腊精神对沉闷死寂的宗教紧箍发起的批判，催唤了人类对自己才是社会之本的觉醒。

   我们自己的历史又何尝不是这样：正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无所忌讳的批判精神奠定了我们两千多年的文脉承传。从而在几度亡国的情况下通过文化的统化功能而使蛮族汉化保存了我们的人文。后世虽有盛唐彪炳，但其批判精神只局限在朝庭内部，对民间的影响微乎其微，始终没有再造出百家争呜的局面，限制了我们认识论的发展。

   我国学术上的最后一次批判精神是起于清末止于共产入侵前那段时光，正是那段短暂的精神批判养活我们到今天：这个头是康有为、梁启超所开，却是由粱启超、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将之带至全盛。没有那二、三十年的自由批判，共产主义的为孽还要深重。

   这段叙述意在阐明意识是个体性、复杂性的，它必导致批判性，适应意识批判要求的形式就是党派：党派把相同性吸引为一，用于相异性的批判，相异性之间的批判为每一个体找到了智慧的平台，保障了个人独立性，使杰出者有平等的脱颖机会，造就了社会的批判气氛，维持了社会进化的活力。

   相异性的互作用（批判）是社会智慧的最佳发掘方式和渠道，是社会活力的泉源，是社会健康的保证。

   政党就是保证社会与批判精神相始终，社会能处在动态秩序中的条件或环节。

   由意识的相同促成政党内部统一性，意识的相异促成政党之间的批判性，由于批判就网逻并推动了杰出智慧的竞赛和涌显，智慧的竞赛破坏着门户封闭和排他，推动着认识，社会从政党并立局面里聚集英杰，吸收营养，维持了活泼动态的秩序。

   鉴于上述，政党是类概念，党是名词不是专名，名词是类概念，有内涵又有外延，专名是单记概念，没有外延。初等形式逻辑就把事物的种属联系教导了我们，“一党专政的基本国策不能动摇”就是连属种关系都不承认的霸腔霸调。

   类概念的意思是有许多同一性质的事实，因而胡锦涛的救（共产）党努力，他自觉到不自觉到，都是把他的“党”当做“党”——即当做同类事物中的一个特殊个员来抢救的，那么也只有这个党真正是同类事实之中的，它才可能被抡救，而共产党就没有自己的类，它不属任何类，胡锦涛怎么能用抡救类事实的原则去救唯一性事实呢？你把它当做“党”来救，就得赋予它党的类性质，这一赋予就不是原来的它了。

   胡锦涛应立即醒悟：你把它叫做“党”，就得保证它能经得起被还原，还原回诸政党之中，可在中共是个不处在类中的唯一，它往哪里还原？一个连原都无处可还的东西你怎么能设想提高它，抢救它？

   凡叫做政党的力量，都不得直接以国民，以国家为自已的存在背景，是“党”就得以“党”为存在背景，得被还原进诸党之中。

   共产党不是个处在与自身相对等事实之中的事实，它不可能正确地发生作用——相对有别于自己，可对之发生作用，并受其作用。所以说胡锦涛之救“党”是没有前途的，不仅救不了而且会因救而酿成更大规摸的社会冲突，会更深刻地沦陷我们的伦理根基。救党是危险之举。这就像离开了前，不可能有后，离开了左不可能有右一样确定不移，离开了对等体的互间作用哪有什么党？党的生命力就在于与他党的相互作用里，它不在对等体之间发生作用到哪去获得生命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