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4个未成年人因绑架人质，索要150万赎金，并在赎金到手前把人质杀害，于11月11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在听到法庭到决时，4个少年相视而笑，庆幸自己逃过了死刑。

   这些涉世未深，正值花季的青少年犯的杀人、轮奸、绑架等罪行，让人们惊心，特别是四少年逃过死刑后的微笑，更令人感到震惊，是什么使这些少年的心灵如此邪恶？

   如何使法律更具有威慑力，如何使法律没有漏洞可钻，正是这一笑为我们法律工作者提出了新问题。

   这一笑也是对教育的挑战，在四个少年身上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

   此文的作者叫陈鲁民，他提出一个现实的，尖锐的，同时也是立国战略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但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却是根本不得要领的，连方向也摸不着。把这个问题归绺于教育失败也不贴边际。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远比教育更基础，更深邃。

   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作者：是我们现实的社会环境——构造了这个社会的那些联系原则，这个社会里各色人众在争取自身生存时所使用的那些原则——也就是构成为叫做共产主义意识的那个形态，它对人发生作用后又由人反转来贯彻在行为中造成的文化发酵和辐射，做为孩子们受育的范模，当然也只能翻出这样的残废劣质产品。

   做为规范孩子们的精神的原料就是邪恶的。

   国家所强力贯彻的最高理念就是邪恶的。

   用来立国的那个本就是邪恶的。

   做为社会精神出发点和立法基点的共产主义就是邪恶的。

   它们作用出的产品能够不邪不恶吗？

   这是一个用什么理念、什么价值来立国的问题，什么价值观就造成什么质量的机制剌激。什么样的机制剌激就培养什么样的产品。

   这是孟母早用身教回答了的问题。我在其他文章里引证过辽宁辽河的王宪风做为例子——证明是环境造成人的品性。她落了地，就被扔在猪群里，喝猪奶长到十三岁，她完全成了一个猪。这个例子里没有“教”只有“育”。“教”能够造成“育”，“不教”也不是“不育”。可见，“教”是致“育”的一种努力，但成“育”的条件却不只是“教”，只要发生剌激，就会被感应，含着信号的剌激，就会使感应成为感知。一个纯粹动物的初生儿，被浸泡在什么质量的染缸里，多般就成什么质量的个性人品。被扔在猪群里的王显风成了猪孩，落在狠堆里的（印度）XXX则了成了狼孩——由什么质量的信号所剌激，就由该质量来规定它的性，就成就为该质量的人品道德。影片《流浪者》中的拉滋，就是很好的例子。

   试问：这四个杀人的少年犯人“性本恶”吗？那雷锋就是性本善的吗？不！他们来到世上时都无恶无善，只是待染的白板，周围环境质量的善恶就是他们道德善恶的决定条件。人只是一种能感应，能被剌激所规定的物质，道德品位的高下善恶是由环境来提供。

   呀呀学语的孟子摸仿过杀猪宰牛，又摸仿吹鼓手，最后摸仿读书——婴儿没有招架能力，哪一剌激近水楼台，它就先于为主；哪一剌激强烈深刻，烙印就难以抹掉。

   毛泽东时代有句：“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红旗的血浸泡了这些孩子。

   在“伤痕文学”时期，一位叫金河的作家写一个从小被祖父（老干部）训练着用红缨枪放哨抓汉奸的孩子，红缨枪就对他发生了深刻剌激，培养了他的仇恨心。

   我们这个现实社会，向四周辐射着的是什么信号啊！

   安徽蚌埠的张林这几天的遭遇：那帮黑社会只凭拳头就可以掠去上十万的钱，政府秩安机关竟胆怯地在黑道流氓面前屈膝，这对正发育的孩子辐射出什么教导呢？

   1、拳头大的是哥哥，有力打遍天下；

   2、抢劫远比劳动来得痛快；

   3、心要狠、要硬；

   4、要培养仇恨；

   5、只要我想要就是理由，不需通过伦理；

   6、“该”出手时就出手

   7、当官不要负责任……

   ……

   我们没有办法考证出一个行为，一个事件究意能辐射出多少样式的信号。

   我们这个社会的孩子们：从小就耳濡目染地看着父辈们怎么去卖官买官，或者怎么被人追逼；怎么装假酒，制假货；看着宝马怎么压死人却扬长而去；看着警察叔叔怎么强取豪夺，行凶动武；看着书记市长怎么与黑社会兄弟往来，相得益彰；看着总书记爷爷怎么编“三个代表”，怎么编造家世，他家的鸡狗又是怎么升天；不知科学为何物的儿子怎么当上科院副院长……他怎么男盗和女娼……

   我们这个社会，行为虽是千变万化着，它沉淀的摸式却只是恃力型，如打、逼、抢、劫、掠；恃智型，如坑、骗、满、拐；权力的运用则是好话对外无边无沿地说，利益归己多多亦善填不满的贪婪洞；六亲不认，横竖不分……共产主义做为一种文化，它也就是行为发生所依仗的根据，它最集中地表现为道德上不要羞耻，利欲上贪得无厌，手段上不须选择；一是欺骗，二是抢夺……这就是孩子们受育的心灵氛围，相当于铸造的范模，试想一下：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第二代，杀了人还说一个没死；一个从来不知什么是诚信，什么是羞耻的第三代……这种无边无际的精神范模又怎么会铸出伯夷、齐叔；俞伯牙呢？怎么会造出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沈从文呢？说了实话就有六、七十万右派，几百万反革命的背景里又哪来的信如燕尾生呢？

   从一个根本上拒斥实话的政权下能结出诚信果？谁信。

   对于“育”来说，这“教”才占了多点比例？有多点的力量呢？而且，这教育的本身也是这霸占、欺骗文化的一个环节，到哪里找淡泊明志呢？

   共产之下无兰天，就别指望在不除共产为立国之本的条件下能造出大勇大智与大善！

   就别提法律的威慑力啦，它够威够慑啦，咱到了问问中国的法律合法不合法的时侯了。也不是少年们钻了法律的空子，而是法律违背了人的性质和生命的价值。共产党自已不正在长叹：执政能力赶不上形势需要吗，能力原本就是一个功能问题，功能的强弱是由机制上的可靠不可靠来决定，而机制的可靠性就是道理上的合法性。这个政权是正当还是失当，这个理念是可证还是不可证？这才是好孩子或坏孩子的根源。

   立国之本是错的，法是错的，产品不可能是善的。

新世纪 (11/18/2004 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