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批判，使我们把握到合法性的一些本质：

   （一）合法性就是问一个“理”含不含矛盾，问组成这个“理”的诸要素是否相容；并且还问这个“理”与其背景是否予盾。因而“合法性”是一个纯粹的理性课题──“法”就是一种特定的“理”：是理的对象、理的内容、理的成果。

   （二）合法性只是用于“怎么样”的，即关于如何“做人”的；但一个能够去“做人”的人，其条件是已经“是人”，因此它“能够”怎么样，不是标准，它所能够的必须是它所“是”的。人的能动性不得越出自己的所是，这是标准。一切“怎么样”都是“是什么”的表现。

   （三）自然世界里没有不合法的事物，人是自然事实，因而人的合法性是天理；人权是天理！人权说的只是：人是天造！除了天，人不应受任何力量的限制。

   只有人的行为才有个合法、不合法问题。因为行为通过了理性，就有义务来保证行为对天理的捍卫。共产党不是自然世界之中的事物，它是理性的产物、行为的内容，所以它应有个合法性问题。

   （四）“理”不是天然地存在于生命里，是语言的输入与运用造成的，因此，合法性就非到那固定了理的概念里去探寻不可。

   共产党的《党章》，还有它颁布的《宪法》，都是规定人应如何行为的，即用于规定人应“怎么样”的。这些规定都是从外部的加于，它对着人的行为，只有这些法规的本身具有合法性，它是不是与人先天拥有的性质相一致。我们必须牢记：人类之是人类，是没有条件的，除了与大自然，与任何别的力量一概设有关系。所以，人应该如何，其无庸置疑的标准只有一个──天、大自然；凡大自然给了的就是合法的，没给的就是不合法的。共产党统治是否合法，就是考问“共产党”这名称，是否与自然对人的赋予相一致。

   “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对这推论，我们仍可以追问：“制度”又是什么？怎么造成的？制度是规定一个国家的人如何活动的强制力量。不错，它是人造成的！可人若没有理性，若不运用理性，又怎么能造成制度？因此对“制度”能够还原进理性。──上述推定只能建立在“制度”不能再行后退这假定上。事实上“制度”也是人的理性的对象与成果。制度性腐败就可以追踪到创立这一制度所用的那些材料──概念。

   必然腐败的制度与并不必然腐败的制度，就固定在它们各自的概念里。制度与合法性一样都可还原成一种特定的道理。它必然腐败就因构造了这个概念的诸成份是处在不可调合的对抗中，不包含、也不反映人的类本质，这就造成了在同一事物内的二力背反：一方面人要受本质支配（谁也无力把自然赋予的本质斩尽杀绝），人没有办法不满足天性──这就是生活实现；另一方面又受社会原则的支配，社会以外部强力干预人的生存，人只好在公众的、权威的、利害的场合屈服于这种外力；在这两种相悖运行的力量下，社会就必然腐败。

   因制度不能有效地概括了人性，人性就要另辟实现的途径。

民主论坛 200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