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研究了政党的合法性，得出了共产党没有合法性不是因它太坏了。它太坏，是因法理上不具合法性。在把“共产”这个意志综合进名词“党”的时候，它就取消了“党”做为概念的“相互作用”的性质，使事实上的共产党不具有一般意义的政党所必须的法理合法性，使“共产”的唯一与“党”的多元构成不能调合的矛盾，共产党成了逻辑上的“既是唯一的，又是多元对立的”。这证明了共产党不是在实践上因领袖们的个人错误而丧失合法性，而是从纯粹理性的始创上就不具有合法性。现在来讨论江泽民是从什么地方来救党的。

   许多学者认为毛泽东不是知识份子，这是指他在形而下（物学）方面不具有积极的知识，但不是不把他看成读书人。毛老是读书人，且是形上学的，即他能思辩。以他那样的旷世之才，才题了多少词，造了多少句？可江泽民呢？他恨不得题满全中国。他的《警世铭言》铺天盖地，却没有一件能经起哪怕最起码的知识标准的检验。此处只说“三个代表”。它是干什么用的？是用来解决他常常说的“丧失了对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信念；再这样要下去，用不了多久就要亡党亡国，……”的。这是邓小平改革的无从避免的继续，因此应对邓小平的改革做出法理上的揭露。

   毛老人死了。邓小平接了手的这个摊子，缺衣少穿，怨声载道。这正是他要改革的动力。他要给人衣食温饱，以消除那日益加强着的对共产党的离心。这样一种改革的心理是基于什么呢？他是冲着他遇到的矛盾、困境才发动的，不是基于法理。合法性却是事物之做为事物而具有的性质。二者的关系是：事物具有的性质决定它在实践上的外貌，实践上的成败是它的指导原理的合法水平的证明。邓所看到的只是实践上的事实。他对共产党做为一个道理是真、是假，是否合法并未意识。因此，他的改革就只有效于他看到的那些困难，并不是对法理的。他不知道困难、危机真正的根源就潜藏在他们的“共产”法理里。

   “改革”这概念反映什么理呢？改，就是离开旧路；革，就是弃除。从法理出发：改革必须以被改、被革对象的非法为自己的合法，因此，单单这个词就蕴含了毛泽东的共产政权（包括邓小平）在法理上是不具合法性的。一切实用立场的活动家都只顾眼下所见，不问所见事实的来源。他就没有人要饭、要衣、还要人格独立的思想准备。他当然也不能意识到，在法理上，经济规律与人的性质的根本一致性。不从法理出发，就看不到只从经济出发的改革也必将挑战他要捍卫的政治制度，因此，在他的势力之下，能看到：个体经济是公有经济的必要补充；计划经济为主、私有经济为辅，多种经济形式并存；计划经济与市场径济并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全面推向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不间断地法理修正。这证明了从实践有效性出发是解决不了法理有效性的；一切不是从法理出发的改革必然要不间断地经受法理挑战。每在实践范围内的拓宽，法理有效性便得到一点机会，促成社会的某种进步。一旦实践拓宽的可能性穷尽：能造的句都造了，可用的的名都用了，法理合法性便要直接挑战政权。它将波及社会生活的各层面、各领域；从社会管理沦为对意外事变的应付，社会失去常态，灾难防不胜防、堵无从堵！邓小平没有法理合法性这个观念：事实是法理的表现与证明。他是根本没有共产党在法理上是否合法这一思考的，当然就不能保证他的改革必定在他的思路下。他没有：他从毛泽东那里接过来的那个政权所面临的危机、以及他的改革在解决一些危机的同时又派生更多的危机，就源于政权没有合法性。他只能直观地看到毛泽东的错误，却没有看到毛泽东与他自己都是在“共产”这个理则规定之下运用智慧，不知道他们统统活动在一个将他们封闭其内、永远不能相对、不能对之认识与批判的共产异想里。

民主论坛2003.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