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丰文集：政权的功能是管理，政党的功能是竞争

共产党从一起手就不是把自己做为竞争背景里的一股力量，它不是为了参入竞争才成立的，它是为掠取才成立的。“一大”纲领赫然写着：“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夺取全国政权”——以夺取为目的的本性一目了然。共产党在统治上表现的依旧是征服，只是因任务的改变其征服的形态从夺取变成捍卫。政权已经夺取在手，就变成了如何保有，永不丢失，当然夺取就变成了镇压——屠宰。

如果来考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差别，就看得更清楚：资本主义这个名词能够甚嚣尘上，其实是由于共产党的自我标榜，它要把自己做为主义区别于其他，神圣开来，才宣扬了“资本主义”。其实资本主义有一个更恰当的描述——“自然形成的制度”。请想想，自然界里有了人，人能不活动？要不怎么存在，活动能不造经济运行？经济联系里能没有资本要素？——资本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要素，社会主义经济也离不了资本。可见，资本是普遍的，无从抗拒的，是经济规律所必然地决定的。其实资本主义做为制度，就是承认并遵守经济自发性的制度。

资本主义制度与人是什么关系呢？

是不预干涉，不去强加的关系。不在人性以外建立塑造人的原则。

人是什么东西，有些什么性质，就任着人自然地表现这些性质，社会只是根据着人是什么，有什么性质来实施管理，以确保这些性质获得普遍的公正。

社会主义就不同了，它之所以危机，是因为它是一种用外来原则驾驭人的制度，它不考虑也不尊重人是什么东西，固执地要自然创造的人按照它确立的原则来生存。否定自发的经济规律而另设一套人为的规定。其教义《共产党宣言》就充分地暴露了它的这种强加性：“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而后才能解放自己”这个总宗旨，就揭露出它的外在加于性。

分析“解放”可以看清：“解放”是一个行为，它暗含了“相对”关系这个条件——因为必须有“去解放”的行为主体，又有被行为所解放的客体，解放行为才得以成立。那么“解放全人类”就把全部人类成员都当成了被行为客体，这一表述就完成了人类本质的异化——人是自在的，都是自然客体，都是社会主体。它意味：人的存在（包括存在方式）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涉，既是自在的，其生命就包含了存在所必须的原则——个体独立是不可让渡的——个人生命的实现完全是自身内的，不需外力的干预。

“解放”恰恰就是外力干涉——是强制性让渡。他马克思去解放别人——别人自己的主体资格呢？大家是平等主体，人人都能自主，怎么还要共产党来解放？——解放全人类这个共产党的最高宗旨，就宣布了一切被解放者的主体性、独立性的被剥夺！

——解放=剥夺。解放=外力强制让渡。

理性的批判要求，不从直观的表层的关系，而是要在更底层的背景里还原概念，以求更深刻的揭示。对“解放”的还原，就是互间的一种联系，而人却是自在的，并非互间存在物，马克思对人的解放就是对人的独立性质，主体性的剥夺，攻击。解放是以否定人的主体资格为条件的，是对生命提出的让渡要求。共产党的这个思想（宗旨）就决定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必是罪恶累累——是以对他人的加于——驾驭，为目的的。其实就是一种让渡命令！或者说如何征服的宣言书。

对伊作战，布什先生也说了解放，他这个“解放”的背景却是具体，指出“在某些地方”存在着人对人的压迫事实，这是个有限事实，具体事件，“解放”做为行为是对着这个具体事实的，事实是人与人之间建立的。马克思说的是全人类，不是有限事实，具体事件，因而不是部分人之间的事，其涉及的就是人的“类”本质。他的解放就变成对人的独立性的剥夺，侵犯，对人的一种外部加于。

所以共产主义做为制度，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用外部力量来干涉人的自在性的臆想。

自在之物不接受外来干预，否则还算什么自在性？这是物理学的不可入性。

再：《共产党宣言》不是追问真理的学问，是种如何实现目的的方法论。马克思是受当时共产主义者之邀而作的，它的目的性在他创作之前已经由那些共产党活动家所确定，他是受命为这个已确定的目的做鼓吹的，是服从性行为，不是来证明某个道理。他不能保证它的真理性，不能证明这个目的是否正当。

《共产党宣言》不是求证之学，而是如何达到目的的手段！

它不是对天体如何运行，物质如何发生作用的描述；它是通过什么途径，方法，才能拥有政权的操作要令。它是社会发展的阶段论来支持“我们这帮人去占有政权天然合法”这个意志。

《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功能就是不需要伦理求证，只要有了意志，就可以付诸行动的逻辑设置。

比如：共产党人与咱们平常人都是一样的人，对世俗世界的事也与咱们一样，会情不自禁地从伦理出发——面对日军的侵略蹂躏，他们所能焰起的也是与我们一样的救亡图存的民族情感——彭德怀的“百团大战”就是证明，请研究者千万记住：这不是共产党的党性使然，这不是一个政党行为，而是一个自然人行为，只要是一个中国人，你就有一颗中国人的心，这是种自然情感，抗战的心理就人人都有。

老毛对老彭的责备，不是从人的位格出发——而是从共产党的最高目的——夺取国家政权出发，从党的位格来看，就得出“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这个结论，这件事并不能证明老毛就是蝎蛇心肠，只能证明从目的出发与从伦理出发所依据的不是同一价值根据。共产主义学说，是在人类的常理之外以最高目的建立起来的关于如何行动的学说。它就撇开了伦理求证而直趋目的，它围绕的是夺取国家政权这个目标，它当然就表现为征服性——因为它的目的已远离了人。所以，一个学说，一个理论是围绕着什么展开的——其目的是出于求证，还是为实现愿望，对实践的影响是绝对不一样的，甚至是相背驰的。

许多可敬的前辈把《共产党宣言》背的滚瓜烂熟，却囿于其谬跳不出来，就因他们碰上问题并不先追问：这是个求证的学说，还是支持行为而创作的方法论？只有澄清《共产党宣言》是为夺取政权而制定的方法论，才能揭示出它的反人性本质。《共产党宣言》的反人性本质，甚至也不在马克思的思考中，要知道——它是受命之作，反人性的本质早由他所受的那个“命”确立了。对此，有一个批判的轮廓，上世纪历史的一般趋势才可能给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破解。

这样，我们看清了：

1、共产主义是一种企图从外部干涉生命“如何存在”的学说，因而它破坏、游离了“人是自在的”这一本性。

2、基于共产主义而建立的共产党，不是以人的性质为伦理出发点的，而是以占有政权为目的的集团，它就不是参入党际间的竞争为目的的力量。因而说：共产党是集团，是社会力量，但不是具有政党性质和功能的集团——它不是政党。共产党是一个征服集团，征服的力量。

3、1949年为线，其历史任务的不同，规定出征服性的不能样态；从1921年到1949年，共产党的全部活动是以夺取政权为任务，活动就围绕着夺取而展开，必须征服夺取之路上的任何妨碍；从1949年到今天，共产党的全部活动是围绕着不丧失政权这个任务；这就变成对一切可能威胁的征服——不管这威胁是真的还是想像的，都要铲除，从目的出发，即使铲除的对象错了，也不为错，因为它的价值根据不是人——是政权。

4、从目的出发，就必陷于不计算手段在伦理上合法与否——这个原则就可以有效回答为什么共产党会沦为如此野蛮的屠宰力量：

任何社会力量都必须是集团，这一性质是共产党也具有的。但政党必须是用于竞争的，而竞争又只能发生在同类分子之间——是党对党的事，而这一性质是共产党不具有的，但这一功能也按照必然律发生作用。共产党集团意瞩的是国家权力，党是这样的立场，党的领袖们也是这样，在对待党外力量时自然会以党的立场为立场——征服对象在其外；可是领袖们个人也是这个立场，它就不仅是对外在力量的立场，与自己同存并列的力量也是妨碍性的，是对手的，异己的，当然也当除之！——在共产党还很弱小，时时受到威胁的条件下，他们还不能自保，这种情绪就尤其容易成为主导——构成对自己威胁的往往是身旁的人，自相残杀就是顺理成章的。杀，需要理由，怎么办？只有制造！制造理由就是它的残酷性的来源。因此说共产党的自间残杀也是一种机制动力所推动，不能用人的个性残暴来解释。这个机制就是它以征服为目的，异化了政党的竞争功能，竞争倾向力异变成怀疑与铲除动力。

同理，政权在手的情况下，没有另外力量的合法对峙，不从平等对手的竞争里获得凝聚力，便只能在心理里假设威胁，制造对抗力量，内部构建构敌人，并以屠宰待之。

因此，以征服为目的的力量，在历史任务演变成统治的条件下，就非变成屠宰的力量不可！

而且，从目的出发，主体在多数情况下不能对行为的正当性发生客观评价，因为它的标准是心中的目的，而“正当性”或“客观性”的标准却是人——人的自在性。为什么从毛泽东那里也常常会听到人话？就因他也是个世俗的人，他并非时时事事都保持党格心态，一不留神就流露出人性，就说出了人话，比如他在后来对彭德怀的一些话，说这些话时，是他的党格，领袖格的一不留神，让自然人格躜了空子。但在他，毕竟还是领袖的位格能力量太沉太重，总是占据在上风，成为他的较一贯的立场。从目的出发，他就是血淋淋杀人魔。

共产党的领袖们早被这种臆想的学说所异化，他们的观念已经没有为人的存在，有的只是征服要求，他们脑子里的“反革命”、“右派”、“敌对势力”并不是被证明出来的，而仅仅是情绪受激引起的感应。由于我们都已经被文字所规定，无法体验到一种纯粹的情绪，让我们打一个比如：就像石块引起的水波，人的情绪要放射时，像水笼管的喷射，碰上的一切都是障得，其实中国的“反革命”就是主体情绪辐射时所遇上的障碍物，不管这障碍是什么，一律是反革命。主体总是天然自设为正宗、正统、革命。庐山上的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施威就是最好的证明。——他已经酝酿了一种情绪，以他特有的方式对历史事件（大跃进）做些半真半假的交待，谁知彭德怀忤了他这一情绪（事先他并没有要整彭的意思），征服原则立刻把彭德怀当成了异己分子！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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