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网络作家希景宾以毛时代的冯友兰为例，指出了在中共暴政下中共奴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特色表现：1、正气匮乏，投机逢迎；2、充鲠有忠贞，以沽名钓誉；3、以眼下个人得失为标准，不计其余；4、头闹简单 不识中共真面目。

   希景宾先生对斯德葛尔摩综合症之中华特色细微的分析，给唐子颇多启迪。唐子此文想沿着希先生的现象分析递进，剖析中共奴之斯德哥尔摩特色现象的原因。

   一、正气匮乏，投机逢迎。这是因为暴政和骗政之下，儒家“修、齐、治、平”传统萎缩为“修、齐”之传统“保、私”版。

   中华历史上，南宋是个末落皇朝，汉人亡国却有文天祥的《正气歌》流芳百世。一国丞相身囚北庭，却心凭“浩然正气”人仿“良椎武节”，坚拒了元朝高官厚禄的劝降，使“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了千古佳句。

   文天祥有如此情操，跟中华当时流传了1700百年的君子儒传统密切相关。儒士世代师生相传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谋求人正家和、国泰民安。“修、齐、治、平”传统下，儒生文人最看重德行：达则兼治天下，贫则独善其身。贫则独善其身，所以文天祥能不为元朝威逼利诱，坚守其对宋朝对儒文化的忠贞。

   但是在中共不给人留丝毫尊严的暴政下，“正气”在中共口里被拿来骗人，成为其骗政内容，让幼稚的“革命”青年骂人不以为粗、打人不以为暴，硬拿邪气当正气，至今依然。淫威之下，看重今生的文人明哲保身，但求苟且偷生。

   冯友兰通晓古今中外学识，是非、好坏、正邪无疑分得清爽，被骗是不可能的。但残暴政治环境下，他失去了浩然正气，不敢效仿张良和苏武，坚守民国遗民身份，捍卫所讲的孔学真理。不仅如此，冯友兰反而逢迎中共求生存，由尊孔大师成为批孔名枪。这时候以冯友兰为代表的文人，早没达则兼治天下的期望了，但求在毛共暴政下还能站讲台被人尊称为老师，就知足地感谢中共强盗开恩了。这种斯德哥尔摩现象是高智商多见识却骨头软的文人特有的萎缩式人格分裂症。

   二、充鲠有忠贞，以沽名钓誉。这是因为暴政和骗政之下，儒家“礼•利”、“礼•诚”、“君•师”传统恶化为“为公、伐暴”之“伪、颂”版。

   儒家仁政礼治传统中，万事都不可逾礼，必须遵守家国伦理、政治等级规定。以礼谋利之“礼•利”传统，是利益分配藏在家人、国人的礼制中，例如弟弟让哥哥选大梨，大臣多妻不可超过皇帝，等等。以礼率诚之“礼•诚”传统，更规定了儿女不可在父母面前叫喊辛苦，智臣在蠢君面前也得经常点头说“陛下圣明”。“以君为核心”之“君•师”传统，更让太师在皇帝面前、教师在父母大人、官大人面前不得主动显露或过分张扬才智。礼治传统讲等级特权，扼杀自由民主。

   在儒家礼教中，仁爱和仁政对孝治、礼治是一种修正，享特权者被教导以仁义德性去匹配，这对父母、兄长和君王、大臣的特权有一种软性限制——残暴受谴责，谋利、显贵、示威有道德底线和恩情节制。所以总有忠贞、重誉的儒士出现。

   但中共暴政和骗政下，忠贞者被迫害致死致残，重誉者侧重侮辱。这种情形下，“礼•利”、“礼•诚”、“君•师”传统下培育出的一定的虚伪性、虚荣心和面子感，被推向极端。这时的斯德哥尔摩现象便表现为言不由衷地不计个人得失或歌颂中共“伟光正”。这一方面是因为明哲保身，另一方面就是企求得到赏识和重用。就这样，就有了冯友兰晚年颂扬毛“一手振中华，百年扶昆仑”，把儒家尊崇的“为公”和“伐暴”传统逆转为“伪公”和“颂暴”的文人标本。

   三、以眼下个人得失为标准，不计其余。这是因为暴政和骗政之下，儒家“忧先乐后”的君子传统完全失传。

   儒家伦理和政治固然因为讲等级特权，但由于相当看重个人的仁义德性，并明确地把仁义置于利益之上，在道德和政治理念上把家庭、国家和天下摆在个人之上，这就赋予了古代文人一种宽广的胸怀，身处逆境也不转变志向。所以范仲淹受贬，依然会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而乐”，并为名士所赞赏和效仿。

   但中共暴政和骗政之下，儒家的仁义道德传统曾经遭到彻底的破坏，谁对受政治迫害的人讲仁义、忠孝，包括父母、兄弟、夫妻、上司、下属等，等待你的就可能是撤职、开除，是夫妻反目、父子决裂，是踩着上司升官、抛弃下属避难。而且当仁义道德被当作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天天恶贬时，坚守者被当作阶级敌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世人给之的也多是斜眼、冷眼，人便惟有生命最可贵了。

   如此生存境况下，“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甚至“落井下石”都成自然和正常状态了，活着（有吃喝、有住处）就是幸福，再有政治上的安全保证和荣誉，那当然要大谢特谢中共了，至于他人、国家、民族和人类蒙受什么灾难那就不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了，先留得青山有柴烧再说，管他烧的什么火？冯友兰所代表的文人就这样丢失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而乐”的君子传统。

   4、头脑简单，不识中共真面目。这是因为暴政和骗政之下，儒家“宽以待人”、“既往不咎”之君子美德萎缩为“不问是非”和“难得糊涂”。

   儒家君子仁德长期倡导“宽恕”情怀，主张在人际纷争中待人以宽，不计较得失、毁誉，大人大量地包容他人的一些过失、缺陷甚至罪恶。农业社会、国度的家族、宗族、官场的矛盾通常就这样去调和，尽量以吃亏的恩情去化解矛盾，维护和谐。

   儒家之仁有智德辅助时，宽恕并非无原则，还是要讲是非的，尤其在大是大非上是不能含糊的，所以古代才有魏征、于谦等仁人“智”士，而且儒生都好读书。

   但中共暴政和骗政下，受迫害首当其冲并最为残酷的就是智士，例如林昭、张志新等。而且中共要追求的效果又是要让智者噤声、装傻甚至就神经错乱。曾一度还在中华大地上让所有读书人都去农村劳动，更让工农兵管理学校，还越愚忠越给好的政治待遇。如此愚民政策之下，读书无用论盛行，大多数文人觉得知识成为包袱，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宽恕术被当成了“自愚”术。

   不少人不到三十岁就不看书了，尤其不看中共不准看的书，真是“非党不问，非党不视”，渐渐还真有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思维上完全党化了，用党的思维去思考一切，反右当时不反不行，六四当时不镇压不行，法轮功不迫害不行。惟有党不问及的领域，例如今天的情爱、婚恋等，才有正常的人性表现出来。

   综上所述，斯德葛尔摩综合症之中华特色是中华暴政和骗政所致的小人儒现象。

   中共暴政和骗政使大陆儒家思维小人化：小气、邪气挤压正气，挡不住投机大潮，伪君子和真小人成为时尚，生活方式到活着和安全层次便不求上进，甘愿被中共洗脑。小人儒是一批不问是非、不讲善恶、不辨正邪的文人，知识不是其抗暴和御骗的力量，而是其屈服和受骗的牢笼。

   中华礼教下的弱善者被强暴和被欺骗，必然成为小人儒式的认知分裂症，以君子学识行小人之事，不问是非、不讲善恶、不辨正邪地对强盗感恩以维护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