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文集：儒教复兴在民间为中华议会政治奠基

真要复兴儒教，儒者必须弃共自立，走出对中共的依附和恐惧。大陆儒者不能继续脱离一波波叠起的中华自由民主运动，必须勇敢地对中共一党独裁的统治说NO。不撤除猪圈国的语言、信仰篱笆，儒者如何讲仁义道德到位？认可了猪一样的活法就是幸福，又怎会不猪八戒似的尽占孙悟空的便宜？儒家并非离了君权就没法活。孔孟时代四百年，经济上单凭祖业和学生学费，儒家诸子的确穷不移，富不淫，威不屈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当代儒者应当回到春秋战国儒者创立儒学的道路上，依托民间力量，自创儒教。康晓光的复兴路显然走不通。寄希望邪灵附体者聚合的中共邪教式流氓团伙复兴以仁义道德为主题的儒教，无疑是幻想。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已经一百多年，科学家至今仍未从猴子中培训出一个人来。爬行的婴儿直立成人，由古到今都不过一年左右。人生人，猴生猴。人可以像猴还是人，猴可以像人还是猴。中共猴人不可能复兴儒教，充其量把儒教当猴戏唱，嘴刚说完仁，手却抓破他人脸皮。

康晓光、蒋庆等中华儒者，与其徒劳无功地等待有朝一日中共转变邪恶性情弃马列暴政而行儒教善政（事实上这一天永远不会有，暴政虽邪恶却是党的灵啊），不如走出学府径直去民间传播仁义道德。中共背后是撒但大红龙，儒者之善性和人法是斗不过其变幻莫测的魔性和魔法的。江泽民讲以德治国的同时，把以德治社会的法轮功当作邪教加以铲除；胡锦涛唱和谐社会歌的时候，却让迟浩田的军刀现代化计划—— 以死八亿人的代价将美国三亿人在北美大陆清场——在网上流传，让朱成虎的核武攻美的叫嚣通过驻港、来港外国记者的笔响彻全球。康、蒋等中华儒者除了目瞪口呆或尿一裤裆，又能有什么绝招化解呢？

但儒者进入家庭和幼儿园，将其知识和学问通过人格投射到父母和孩子的心灵上，化解中共魔性和魔法的神性和神招就将透过群体的善性表现出来，施展出去，卓有成效地消解中共为一党私利与世界同归于尽的疯狂企图。

知名评论家曹长青说得好，中共疯狂想法的实现能力除了美国的军力制约着它，中国人对生命的珍视心愿也制约着它。如果儒者们不是白费口舌地对中共作软弱无力的王道仁政说教，而是在家庭和幼儿园这一民间社会的基层，通过自己的仁义服务——对他人生命、人格的尊重和对他人权力、利益的宽容——投射到父母、幼师心灵上，并通过父母幼师的言传身教培育纯洁无邪的幼儿做小仁者——孝天（神）敬地尊父母、爱河山，让儒家珍视生命的思想原则播撒到方方面面。新儒教的神圣信仰将联通人的前世、今世和来世，一旦中共佯疯装颠不惜天下大乱时，中国人不是因为怕而做它的殉葬品，而是纷纷鲜明地表态唾弃战争和暴力（不被其动听和诬蔑的借口迷惑），其军刀便霍然落地。

二、新儒教倡导神本民权仁义善政：公民不同而仁而和。

借助神圣信仰，儒家完全可以如同法轮功立足民间之精神需要一样，在中华大地家庭伦理的道德需求里找到自己的坚实基础，成为中华现代国魂。

新中华，即民主的仁义中国。牟宗三、徐复观和唐君毅等由大陆到台湾的新儒移民于1958年提出结合中华仁义的道德传统和西方宪政的民主政治的主张。放眼东亚，从新日本到新韩国、新台湾，实行宪政民主后，仁义道德依然光鲜。事实证明，儒家传统与现代民主原则是相融的，政治封闭是中国历史而非社会特色。

儒家无论儒学还是儒教时期，都倡导善政。只是因为王道善政，有行仁的治道要求，而无政道保证，且君王领导圣贤（皇室利益主宰民族道德），导致王朝或皇朝历史总是暴政终于暴乱中，一旦恶君当道善臣善民都要死不活。远神灵而近君王、近父母、近官师的儒家倡导唯今世主义，导致“君子智慧，小人愚昧”的历史状况被当作永世不变的绝对真理，君子官不给小人民政治权利所致特权恶欲不能有效制约，所以虽有儒家不停地教善倡仁，臣民却统统同（私心）而不和（睦）。

新儒教的神圣信仰里，所有人都是神的儿女，神在创造人类始祖时早就被一视同仁地赋予了仁心圣资。因此，孟子关于君王要听圣言行善、行仁政贵民的仁者专政思想，在当代参考欧美人民民主思想，便可升级为民选仁者做总统的中华式神本民权政道思想。讲神民政道的新儒家，其传播仁义道德的使命跟旧儒家不同，不再是辅佐君王做爱民如子的清官，而是言传身教地教育家庭儿女和社区居民既做修德性的善民，还做守法律的公民，且使公民不仅有耻且志愿升格。

做善民从做公民开始，培育公民善良地运用言论、信仰、出版、结社、游行等自由权利，将长期以来庶民（别名黎民、平民、草民、小民等）被动的服从变作主动的义务。如此中国人，当发现可以跟官员平等对话畅所欲言时，他们就会珍视自己的主人地位，自觉服从法律关于不得侮辱、诽谤的规定，就会一年比一年用语理智、文明。尤其当他们发现结社建党靠暴力和谎言营私路堵死了，就会自觉地结党为公。如此人文环境下，善民们无论为官、为民都会政见不同却和睦相处。

三、仁政原则转换政治主体，创建以义导利的新型议会。

旧儒家由于企望依托君权力量而推广仁义道德，因而倡导君王为民谋利行仁政。君王被当作政治主体，而庶民被当作政治对象，一切都是君王说了算。君王可以依天道、天理的人间代表随意决定臣民的一切，包括其宝贵的生命，正所谓“君要臣（民）死，臣（民）不得不死，多少冤假错案累积的暴政就是这样出现的。

新儒家由挑战中共一党独裁统治的勇者创建，根植民间而生存，依托民权力量推广仁义道德。新儒家创建新儒教，倡导由中央总统到地方长官（省长、市长、县长等）受民意（选举）委托而行仁政，仅仅是职权受法律和时间限定的行政主体，选民及其代表却是立法主体。宪政制度下，多元化的人民集合才是政治主体。

中华共和国宪政制度下，不是君王读儒经由士大夫辅佐行仁政，而是读儒经的公民选举总统等各级行政首脑并委托他们行仁政，与人民在政治互动中有耻且格。

新儒教一旦如同法轮功一般发挥起公民•善民型教化作用，结社组党立足广传仁义道德的民间，心灵受仁义道德准则的指引，有政治抱负和热情的儒士将是议会中最具传统根基的政治力量，也最具包容性。公民儒在入世的政治修炼中成圣。

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9月21日晚上在纽约发表讲话指出：中美关系“只是建立在偶然的利益一致基础上”“是肤浅的，而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上的关系才是深厚和长久的。”中美如此之伙伴关系，根本别指望在中共邪教和流氓当政时建立，那只能是偶然的利益一致关系，但在解体中共之后是完全可以建立的。

由天道、天理而升级换代为神道、神理的新儒教，运用仁政的民利原则，可以创建出“以义导利”新型议会。西方议会制度主要是其经济制度的政治形态，以多元的政党竞争方式与其多元的公司、财团竞争相匹配。当今欧美国家，包括美国，在跟中共打交道的时候，所以会被中共以其政治绑架的13亿人口大市场换取他们对中共国内人权问题的沉默或应付式的抗议，就由于政党议会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由于神权的独立和强劲在外部制约着，影响官员和议员的心灵，加之分权制衡制度，欧美政府不可能被市场利益驱动得太远，民族私利却终难超越。

政党议会建立，使“不同而和”之中华君子品格修炼有了制度上的保证。用儒教仁义原则来革新议会，创建宗教议院，以义导利，给以共同价值观引导共同利益的人类文明追求予以政治制度保障。此革新试验成功，还可推进联合国改革。

四、创建由宗教上院和政党下院组合的中华议会。

中华民国是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其在大陆统治权力的丧失，就在于政党议会的政治试验失败。概括地说，当时的政党议会只是中华之上层、中层逐利的政治平台，整个庶民（尤其是地主之外的绝大多数农民）的利益还不在考虑之中。当袁世凯以武力解散国民党占多数的国会时，中华民国便被推入连绵36年的内外战争之中，最后鼓吹庶民胜利的中共以马列邪说迷惑工农大众而暴力叛乱成功。

中华政党议会试验所以失败，原因错综复杂，儒家仁义道德传统在议会里被完全排除可谓至关重要的原因。袁世凯以暴力驱逐国民党出国会，蒋介石以军力迟迟禁开国会，毛泽东以流氓手法玩弄国会，都是私利或党利当头，仁义道德被当鞋穿。中国当时的议员或官员，绝大多数都受过很好的儒家教育。议会使结党营私合法化为政党权利，先利后义如同春秋战国时期时髦。如此思潮下，儒生乱时造反的传统跟共产主义革命结亲，读书人热衷枪杆子，中共抓住了以救国救民名义绑架中华民族去中国化的政治机会。尽管台湾最终接纳了政党议会，但正气奇缺。

由此可见，中华大陆引进今天的议会政治，预先考虑好跟仁义道德的昨天传统相结合很重要。新儒教确立神本民权思想，政治上民利首要的思想原则跟两院制议会新形式相结合，当可平顺地使议会成为社会上中下三层公民权利的政治平台，使立法权通过各阶层的民意代表真正掌握在全民手中，法律最充分地代表正义。

在中华议会里设立宗教院，地位类似英国上院和美国参议院，以价值观思考为职业者代表儒教、法轮功、佛教、道教、基督教、回教等教徒或修炼者进入此院议政参政，给予其价值观以对话讨论、沟通相融、互动升级的制度平台，有权批准政党院的40%决议，以保证价值观对利益思想的政治引导。此议院在欧美国家难以首创，在中华共和国却像是天作之合，因为儒家传统下，中国人对宗教和信仰很包容，很多地方的庙堂同时供奉神灵、圣人和佛，宗教议院可谓立法的多神寺。

中华议会明确设立政党院，地位类似英国下院和美国众议院，提供中华公民及政党、社团追求现实利益以求法律保障的政治平台。专设政党院，把中华乱世中才得以自由表现出来的正常的逐利要求正道化——合法化、制度化，一旦政党议员接受游戏规则不诉诸街头或山头政治，政权和平交接制度在中华便落地生根了。政党院立法决议案的60%，在本院依照多数票表决通过，以确保民利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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