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干什么明说。”

——题记
   
   我们在临沂调查计生工作，让我们惊讶的实际上有两件事：一件是暴行本身，一件是官方对这件事的反应和对我们的态度。

   到陈光诚家的当天，镇里就来人间是我们的举动；我们要去沂南县计生服务站调查，被镇计生办的人挡住，说是镇长要找我们谈话；我们摆脱之后，又被县委宣传部的人尾随。后来我们一分为三，金蝉脱壳，才得以进入县计生服务站。中午，计生服务站的两个干部又试图阻止当事人给我们写授权委托书，被我顶回去之后，又纠缠司机，不让司机走；司机根本不怕他们。
   在镇长那见到了沂南县计生局的刘文冰副局长，谈了一会儿，村民对他的谎话官话激烈反驳，他只好匆匆结束了谈话。黄昏时我们从田间小路，赤脚过蒙河，才摆脱监视来到蒙阴县会见当事人。
   我们在的那几天，陈光诚家所在的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天天有人看守，十几个到二三十个，两三人一组，明哨暗哨，固定哨流动哨，昼夜值班。我们每到一处，都有一辆到三辆车尾随，有时候是偷偷跟踪，我们快他也快，我们停，他也找个角落里停下；有时是明着跟随，车离我们很近，明白告诉我们这是他们的任务。
   见到陈百高（临沂兰山区夏坡村）时，他刚被大队叫去谈话。一开始不敢跟我们讲，他说：“这个事（计生的事）说什么我也不讲了……小朱宝村的一个村民因检举党委书记，五六天前双腿被打断了。”在兰山区的调查被跟踪者破坏了。一辆警车见到我们立即尾随过来，我们的车赶紧钻小路，七拐八拐，才摆脱了尾巴。
   唯一一次住宾馆，他们三十多个人则闯进房间内进行直接威慑。有临沂市的司法局副局长贺法利、沂南县计生局的副局长刘文冰，还有自称是公安局刑警队的人。他们在另一个房间里带走小苏、小刘，对盲人陈光诚动也动手动脚。实际上在我们邻近的其他房间里，已经住进了他们的人，与我们同行的村民能够认出来。宾馆楼下有很多车，很多便衣，形势紧张。那时候我们有点害怕，怕的是他们用流氓手段夺走我们的资料（笔记、录音、照片）；如果那样，就损失太大了。但是又没办法：出去复印，正好被他们逮个正着、也暴露了我们所害怕的东西（后来证明，他们不知道我们最担心的是资料）；去邮局寄，他们肯定有办法劫走；临沂的计生运动可以证明，公权力想做的事，几乎没有做不成的。
   有意思的是最后一天下午的跟踪；一辆金杯车把前后的车牌都用红纸蒙起来，跟踪我们到法院后，把红纸撕下扔在地上，我们出来正好发现了红纸和停在马路斜对面的金杯车，于是把红纸捡起来，拍了照；我们往客运站走，那车也跟随着，到了地方，他们分头下车。有一个女的装作去买菜，后来又装着去买冰棍；站牌下有个男的装着打手机；另一个女的装作等车，周围至少六七个人在盯着我们。这一切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过马路去吃饭，装作买菜的那个女的也跟过来；我放慢脚步，问她，跟踪我们干啥？她说：“没有啊，是找人的。”我问她是哪的，她说是莒南县的。后来又问另一个女的，她说是沂水县的，不认识前面那个女的。可我们明明看到她俩在一起说话。车站处处有监视我们的耳目；小吃部老板说外面有人总往店里盯着我们。实际上，我们邻桌的两个男的就显然是盯梢的；我们就故意说些不软不硬的话给他们听。吃完饭，又在隔壁的店里发现了那两个女的；我们进去和她们打招呼；她们显得很不好意思。我们又走，她们又跟过来，离我们很近，那意思是说：“我们是被你们认出来了，跟踪你们也是上面的任务。”我给了她们一张名片，说有事可以联系。她们承认说是沂南的。我们开玩笑说，跟踪我们又不是你们的本职工作，你们可以拒绝嘛；要不就要加班费。
   沂南的计生干部和我们座谈的时候，计生服务站的吴站长最爱说的是：“中国人太多，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山东是孔子的故乡，无后为大，农民观念落后。”他还说，“结扎手术，割个小口、打一点药，十分钟就完。”“老百姓认为结扎是一种对身体的伤害，是一种惩罚，从医学上讲，结扎有利于妇女的身心健康。”（我问过一个在计生部门工作的朋友，当地较好地实行自愿原则，而自愿选择结扎的一个都没有！）而对胡丙美、徐西凤（沂南县双堠镇村民，有甲亢而被强行结扎，留下后遗症）的痛苦没有丝毫的同情。他们眼中最重要的是上面下达的生育指标，他们不管群众死活，他们不敢面对细节。
   在我的博客专栏上有一个跟贴，有点儿意思：“是不是有人故意要整李群？你们这些狗东西到临沂来过吗？这几年临沂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城市漂亮了，俺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心里高兴！得罪你们了？想干什么明说。”这位“普通老百姓”的话很耐琢磨：他首先想到的是有人“要整李群”，用官场斗争逻辑看一切问题；“想干什么明说”，难道我们说得不够明确吗？他以为一切行动背后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位如果真是“普通老百姓”，怎么就看不到那些被强制堕胎和强制结扎者的痛苦、看不到学习班里的酷刑、看不到株连十族的恐怖？
   在《临沂市“扎”连十族》一文中提到，费县探沂镇镇长在费县电视台公然称：“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一位姓皮的朋友打电话给临沂市兰山区司法局，回复是：“计划生育是国策，现在有点粗暴，但是只要不打死，致残，其它不算违法，道理就是这个道理。”而国家计生委的回复是：“这是违法的，我们也没有办法。请当地公检法想办法。”而人大、公检法的路也几乎不通。　
   在我们回到北京后，临沂官员随后赶来，到中央走关系作工作：他们的工作分两块，一块是要求上面保护他们，不能允许曝光；另一块是给调查者的单位施加压力，让我们少管闲事。我们走后，村里统一开会，要求２４小时值班，要求党员要带头拒绝采访。陈光诚则几乎被软禁，走到哪跟到哪；接受我们调查的村民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哄骗、威胁。他们在对我们实行“盯关跟主义”的时候，几乎不计成本。用纳税人的钱、用横征暴敛来的“学习费”来掩盖事实真相、打击维权行动，这是他们“出了事”之后的本能反应。这在反映了他们无耻的同时，更加暴露了他们的心虚。
   
   2005-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