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王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罗宾逊夫人访华前夕，北京等地几十名异议人士，任畹町、何德普等发出联名信，要求她关注尚在狱中的徐文立的状况。这一呼吁传达到了罗宾逊夫人耳里，她做了及时的回应，即在与中共高层官员见面时，直接呼吁释放徐文立。从效果上讲，北京民运人士此次行动，是一次成功的出击。

   自从1999年民主党被镇压以后，大陆民运陷入新的低潮，群体性行动比较少见。此次集体发声，并促成联合国高级官员回应，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大陆民运在高压之下不仅存活，而且仍有生命力。同时，这一动作也促使民运力量思考今后的发展方向。

   无庸讳言，大陆民运在“6．4”之后的10几年奋斗历程中，虽顽强努力，但仍未在全国产生足够大的影响，也没有形成对当局具有挑战性的压力。究其原因，客观环境固然重要，主观因素也不容忽视。大陆民运10几年从分散走向组党，从活动方式上讲已前进了一大步；但在形象上还仍然停留在抗议的层面上，角色定位也还仍然仅仅是持不同政见者。

   民运如果想争取民众的支持，需要两个内容。一是民运的关注范围应当扩大到草根层面，把反对一党专制的政治诉求与老百姓的切实需要结合起来，从而真正走入民间，成为社会代言人。前不久，北京异议人士徐永海、刘凤钢等在网络上发出呼吁，要求北京市政府改变侵犯居民利益的强制拆迁政策（参见徐永海的《让人代知道老百姓的住房问题有多严重》──编按）。这就是一种健康的尝试。二是民运的政治诉求应当从仅仅是抗议、谴责，进一步扩大到正面提出反对派的政治、社会主张上来，也就是说，不仅有反对，也要有建言。这种建言，并不是针对中共政府，不是向它上奏折；而是面向社会、面向公众，展现政治反对派在国计民生种种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政策主张，从而争取民意支持。

   在逆境中坚持的中国民主党在今年的新春文告中针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若干方面提出几十项主张，就是这种转型的开始，也标志转型的意识在大陆民运内部开始成熟。经过一段时间沉淀之后，现在大陆民运又面临一次新的整合的机会与必要，如果能配合上策略的转型，成熟的政治反对派的出现就有希望了。

   〔转载自《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