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辉文集：长篇纪念文章《十四年》――那些我认识的人:第八卷

长篇纪念文章《十四年》――那些我认识的人:第八卷
第八卷
   [一篇纪实文章的遭遇]
   1999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一大批警察来到了我的家中。足有十余人，其中还有一个人拿着一架摄影机，在我的家里扫来扫去。我说，你在干什么？他也不回答，而是固执地继续他的工作。
   于是，我放弃了我的阻挡，由他任意地拍着他认为有价值的目标。我知道如果我再坚持下去，那么他的镜头的目标一定会是我了。
   紧紧地盯着我。
   在这时不仅要看在当时谁处于下风，而且还是一场意志的较量。执着。我知道自己并非是一个执着的人，因为我没有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就强大而虚无的理想。
   我放弃了，任凭他们在我的房子里翻来翻去。也许是这种工作干久了，他们也失去了兴趣――由此，我想任何人干任何事都会觉得无聊。也许是他们敏锐的嗅觉告诉他们，这里不会有什么对于他们来说有价值的东西。一会儿之后，他们就停止了搜寻，对我说：你自己拿出来吧，你是聪明人，应该知道我们要找些什么。也免得把你的屋子弄乱了。
   我说：我知道就是那些与民主党有关的资料。我是跟他们有来往，但只是一般的那种，不会有什么秘密，我知道的你们都知道，你们知道的我却不一定知道。
   他们说：我们是例行公事。凡是跟那些有关的，你都找出来吧。
   我说：好。
   说着转身就把放在书架上的一套由海外寄来的《北京之春》拿出来给他们，还有一些零星的诸如《开放》杂志等。我知道这些书我不拿出来，他们也会一下子就找到的。
   他们说：还有你们写的那些东西。都拿出来，我们带回去，看看你们俩口子平日里都写了些什么。
   我的心一紧，想起了平日里写的那些文字，按照他们的眼光来说一定是反动的。而平时我也没有想到过他们会来查抄，没有将它们藏起来，就只是放在书架上显眼的地方。很容易就会被找到。
   我心中忐忑的将那个装着那些稿子的袋子拿下来，说：其实也没有写什么，就只是一些文学作品。
   其中的一个警察，从中抽出一篇《清醒者永远不可能醒来》就念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庞大而无耻的政府，他拥有我们的财产、拥有我们的财产的分配权……”尔后说：这些也是文学？
   我没有说话。我知道在这种情形下什么也别说最安全。
   听了那个警察念了那几句之后，那个领头模样的人，一下子就提高了警惕，说：把电脑也打开，看看里面还些什么。
   这是一台老式的――286联想1＋1电脑――里面除了我写的一些小说和随笔，没有其它的什么敏感的文字，所以我想：打开给他们看看吧，这也显示出我对他们工作的配合。
   我把电脑打开，说，你们看吧。因为这是专业方正的排版系统，所以他们都不懂得怎么用，就对我说，随便打开一个文档来看一看吧。由于我的主动，他们并不怀疑这台电脑里会有什么东西，但是由于已经都打开了，他们也就例行公事般地想看一眼就算了。我想是这样的。随便打开一个文件，他们看一眼证明不是什么敏感的东西就行了。他们也就完成了上面交下来的任务。
   我随便输入了一个文件名：Z，然后一敲回车，一篇文章就显示出来了。天，刚一个开头，我就吓了一跳，题目是：《追踪民运人士二十天》。
   这是袁娅在1998年底与文斌一起结伴走了中国的湖南、湖北、贵州、浙江、山东、陕西等几省，寻访各地的民运人士在途中写下的日记。它记录了，各地民运人士的风貌与个性。
   在这台电脑里有近百篇文档，怎么这么巧，就碰到了这一篇？真是造化弄人。我原先还以为袁娅在写完这篇以后把它拷贝在软盘上，而后将电脑里的文件删除了。
   那个警察看到这个题目，高兴地说：这电脑里看来问题还很大，把它搬回去，全部检察一遍。声音里透露出一阵兴奋。
   后来，据说在他们给文斌定罪时，部份地引用了这篇文字里的内容。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次以反革命为目的的有组织的串联。有这篇文章为证。
   为此袁娅心里一直很内疚，认为是自己害了文斌。我安慰她说，没有你的这篇文章，他们也会判他十三年的。这件事与你无关的。
   可是她还是一直在内疚着。为了使自己心里好受一些，她把结婚时我母亲送给她的金项链拿给了欧阳懿，托他把它变卖了，而后把卖的钱送给文斌的妻子（后来――两年后，欧阳懿也被抓进去了，国外的报道称他为网络异议人士，至于他被判了多久，我一直没有得到具体的消息）。
   搜查了之后，警察拿出一份传讯单叫我签字。我签了字之后就跟他们一起坐上了警车，到了双桥子派出所。我被带到了会议室，有一个做记录的已经坐在那里了。面前是一叠稿纸。
   我坐下来，他们像拉家常似地说：我们不谈你们做的事情的对与错的问题，只是问你一些具体的事情。
   我说：你们问吧。
   其中的一个头头摸样的人问了一些文斌的事。无非是，你什么时候认识他的？你们都谈了些什么？都有些什么人跟他有联系？
   我说：我知道的并没有你们知道的多。你们找到我，不是在浪费时间吗？
   他们说：我们只是在例行公事。
   我知道他们对这种工作并没有什么主动性，而是迫于上面的压力。所有的专制体制都有这样的共同特点：只对上级负责，而不会对下层的人民负责。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饭是上级给的，而不是人民。
   审问并不是很严格，似乎他们也觉得，我知道的事情，他们早就知道了。也没有必要多问。气氛也还算是比较轻松。
   很快就过了两个小时，已经是过了十二点。从门外进来一个人，说：那边已经好了。
   于是，那个头头模样的人说：你可以回家了。
   我问：袁娅呢？
   他们说：没事了，她已经回家了。
   我说：我的那些稿子呢？我可不可以拿回去？
   他们说：我们要仔细看一下，没有问题的话，就会还给你。
   我回到了家，袁娅已经回到家里了。我问：你没事吧？她说：没什么。只是那篇文章被他们查抄走了。我问：你没有留底稿？她说：我并不是担心它没有了，而是害怕它对文斌有什么不利。
   后来，果然他们在审判文斌时引用了《追踪民运人士二十天》的一些句子，以证明那次行走，是在搞以反革命为目的的串联。
   现在是2003年，在写到这里时，我问袁娅：如果你那篇文篇还在就好了，把它加在这里，那么这篇文章就丰富多了。
   袁娅说：就是。只是我手上没有了。
   我突然间产生了一种希望：还找得到吗？
   她说：我的一个朋友――阿邢那儿也许有，当时写完了之后，我送了一份给他。
   停了一下，她又说：前几天我见到他，他还说我的那篇文章写得好呢。
   我说：把它找回来吧。我想把它放到这个地方。
   她说：好吧，我问一下他。
   过了两天，我又问她：找到了吗？
   袁娅说：阿邢说找不到了，本来放在办公室自己的抽屉里，可是搬了几次家，也许就这样搬来搬去就找不到了。
   我说：真遗憾。
   她说：他说他再找找看。他不会把它丢掉的。
   我说：无论如何，这一章我都给你留着。只要找到了，就补充进来。否则，这篇文章就不完整……
   （先空着。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找到它的。记得我对廖亦武说过一句话“我们的每一份文字都不会丢失，在安全局里，它们在最安全的地方，等待着光明日子的到来”。）
   这一天，刚吃完晚饭，天正要黑了，我的手机突然间响了，是阿邢打来的。
   他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袁娅的那篇文章找到了。你过来拿吧。
   我说：好，我马上打车过来。
   下面就是袁娅的那篇文章，与她的那次见证中国民运的经历――
   [追踪中国民运二十天]
   序
   中国，可以说是民主根基最为薄弱的国家之一。对于早已经习惯了民主宪政制度的诸多西方人而言，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甚至连政治制度改革都那样举步维艰，几千年来的“儒国”专制的成果，到今天酿造成一个空前发达的威权政府，而其威权政治的感官和嗅觉又是如此地发达、以至于让中国国内现有的民运人士和其他的一些思想者常常“望洋兴叹”，因为，在一切以“生存权”为借口的极权政治稳定局面下，在世纪末中国人因信仰破灭而致的“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尚下、在全社会范围的腐败面前，中国以实现现代宪政民主政体为目标的民主运动是十分脆弱的、而且可以说是孤立无援的。至今很多人都认为民运前景渺茫，至少近期内是这样的。
   基于镇压体系的完美以及镇压手法的巧妙，中国民运屡遭破坏，从1979－1989到1999，一代一代的中国人从希望到失望。人民沉默了吗？没有。知识份子始终站在民运的最边缘、以鲁迅的风骨在摇旗呐喊，新崛起的中产阶级都在寻思着产业救国，一群看似幼稚的精英人士以无畏的姿态直接走到了民运第一线，以自己的勇气在保护着中国民运的一点火苗。
   有人说：中国现在这批搞民运的人素质一般、甚至较差，不少人是社会竞争的失意者。然而他们是天生的失意者吗？如果他们不是长期受到畸视和不公正的对待？那些怀有聪明才智者，如果凭一己之私利而任凭历史的车轮倒转、任凭全社会范围的道德伦丧和腐败导致最终的崩溃和暴乱，他也能够心安理得的笑到最后？
   中国现有的政体已经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和人民的创造力，这是举世皆知的事实。人们被泡沫经济的虚假繁荣麻醉着、被外强中干的“太平盛世”的宣传轰炸着、被残酷的生存权危机恐吓着，纷纷陷入得过且过的消极生存之中。正是由于中国政体改革成为一种历史必需，才有越来越多的理想主义者奋不顾身地投身到身到中国的民运中来，尽管他们本身可能很平庸很幼稚、甚至不懂政治和几千年来的专制统治阴谋术，但是，他们的存在和作为至少有一个最强有力的理由，那就是：民主宪政既然是人类的理想，如果谁还承认中国是属于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就决不容许私利集团以任何名目凌架于人民的头上、阻挡历史车轮的顺利前进。
   作为一名有良知的中国自由新闻人士，我不得不将近二十天来对中国民运的追踪采访公诸于世，儿为一段历史，忠实地记录中国二十世纪末的民运现状及历程，记录中国民运人士的执着与艰辛，并借此唤起全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权及民运的关注和全力支持。
   我相信，一切有良知的炎黄子孙都应该了解中国民运的真像，就像所有的犹太人都应该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曾经发生过什么……
   1999年1月18日，第一天
   同我交往几年的文斌来成都找我，因为他听说我最近要外出旅行，而他也打算外出走走。因为中国民运最近遭到打压――中国政府趁美国忙于对伊拉克，击克林顿又被弹劾案调查弄得焦头烂额之机、以反常的快速判处民运人士――中国民主党主要成员――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有期徒刑十四年、十三年、十二年，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民主运动又一次进入到了低潮。情况是不是这样？中国各地的民运现状到低如何？从事民运的人都是怎样在生活？这一切都是我所好奇的――无论是从职业的敏感、还是从社会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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