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谈面对专业问题的委员会，就社会管理而言，委员会是参与式民主的最佳方式。然而所谓
   的参与，首先要受规模限制。如果把参与比作一个分数形式的系数，再把频率当作另一个指
   标，参与程度可用二者乘积象征地表达。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2000名代表，每个代表的参
   与系数是2000分之一；每年开一次10天的会，频率是36.5分之一；每个代表的参与程度为
   73000分之一。不难想象，这样的组织完全不可能成为中国宪法所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顶多是一种“制度化的常设会议”。如此之低的参与程度，不会进行任何真实协商，只
   能采用多数原则，其实质也就进一步退化为“松散的投票集体”。如果选举再是受控制的，
   那就更是只能堕落为寡头政治的工具和花瓶了。
   
   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之虚假，后面再行分析。这里主要是想说明，一个名副其实的委员会，
   规模一定不能大。那么，把规模限制在什么程度是合适的呢？前面的《为何要对“层块”规
   模进行限制》一节对此有所涉及，结论是“所有人皆可实现充分直接沟通”的范围。但到底
   什么是“充分的直接沟通”，仍然是模糊的。这里我再尝试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也不精确
   ，只说明意思。
   
   我认为，委员会的合适规模有一个衡量标准——即在离开主持者的情况下也能实现全体成员
   的协商。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没有主持者就无法运转，那样的委员会就一定落到被主持者
   把持。如中国宪法规定“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可以临时召集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会议”。五分之一的代表超过400人，分散于全国各地，让400人实现串联，达成
   共识，在自发状态下基本无法做到。因此仅从此就能看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只能由
   少数寡头把持。由寡头决定代表的分配和选举，提名候选人，安排大会发言、小组讨论，议
   案审查……离开少数寡头，全国人大就成为一个无用的空壳。
   
   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主持人不召开会议，一个委员会成员随时能够进行串联协商的范围有
   多大（即他能与多少人进行协商）？如果我们把所说的“随时”定为2天之内，每天8小时工
   作，与每个人的协商耗费半小时，那么这个委员总共可以和32个人进行协商。也就是说，委
   员会的规模不应该超出这个范围。无疑这种数字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甚至可以被看作可以随
   任何条件变化而变化的数字游戏。例如把“随时”定为3天，能协商的人就增加到48个；而
   把与每人的协商时间增加到1小时，能协商的人就下降到16个。这里举此为例子不是为了给
   委员会规模进行定量，只是为了说明委员会的规模需要限制范围，那范围不会太大。只要同
   意这一点，具体数字是可以随情况变化的。
   
   
   王力雄系列政论随笔：
   《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政治道路》
   第二篇 递进民主制
   第三章 递进民主与西式民主的不同
   第三节 递进委员会系统（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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