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海壁先生的建议。实验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一直希望做的，并始终在寻找机会，只是还尚无结果。目前在中国的公权力领域几乎找不到进行这种实验的任何可能，只能在民间领域寻找机会，这需要耐心和时间。

   我不主张为了进行实验专门“制造”一个组织或项目。虽然历史与现实都曾有这样的“制造”，但它们往往是和社会脱节的，实验结果没有普遍性，自身也难以为继。所以我不会按照海壁先生的提议自己去搞一个“样板”。同时若仔细看我对递进民主制的描述，应该了解我从来无意搞一个另起炉灶的社会（诸如取消分工等），而是一切都立足于当前社会的基础上。

   想、说、做是三个不同的阶段。“想”的阶段我已进行了二十余年，主要部分基本完成。“说”的阶段刚开始几年，“得不到广泛重视”是在预期之内的，我的准备是再继续“说”上二十年。“做”的阶段目前还看不到起点，因为那不是靠个人努力能推动的，需要社会条件和历史提供的契机，还需要甘于寂寞的等待和顺应天命的平常之心。藏族谚语说“人的一生，猫的哈欠”，每一代人能做的都非常有限。我对看到具体结果并不抱多少希望。

   如果中国的未来并不需要递进民主制，我不会为了我的一家之说去强争强辩，那不是我的目的。我之所以把生命的大部分都放在这个主张上，是因为我相信它有一天会对中国有用。如果我错了，那没有什么，因为损失的只是一个人的生命。而如果真能有用，则会给很多人带来好处。历史永远比人强，有时它似乎静止，漫漫无期，有时又是“一天等于二十年”，令人眩目。掌握历史的节律，就是要在那似乎静止的漫漫无期时去“想”和“说”，而到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刻抓住时机地去“做”，才不至于措手不及。

   海壁似乎是反对“设计”的。波普尔对总体论的批判及其“零碎工程学”的学说被当今中国思想界和学界普遍尊奉。我承认其中有很多道理。不过人类社会的发展既然会受人类能动性的影响，人的“设计”肯定就会产生重大影响。当然，也许那种影响多数是糟糕的，如雅利安纯种世界、大东亚共荣圈、文化大革命等，但不能否认它们强烈地影响了历史。既然“设计”能够造成坏的影响，为什么就不能造成好的影响呢？美国在一片荒原上从无到有建成一个超强国家，靠的是什么？当然有很多因素，但当年那几十个“国父”在费城数月殚精竭虑设计的美国宪法，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美国是一个开放社会，宪法200年不变，很总体，中国是一个封闭社会，宪法10来年一变，很零碎，这让我们如何简单地论定“总体”好还是“零碎”好呢？何况，我们不能因为对总体论持批判的态度就放弃对总体的考虑和把握，哪怕就是为了防止总体性造成的破坏本身，也离不开总体性的防范和应对，否则就只能被动地等着二战或文革的降临。

   感谢海壁先生多次撰文与我商榷，还有其他通过各种方式与我交流的朋友（包括不露面但细读我文章的“潜水者”），让我在踽踽独行中能够享受春风细雨，并把新的眼界不断展现我的眼前。

   王力雄

   2004-5-3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