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集团是各种社会制度既头痛又不能不依靠的。公众是其受害者，当权者也吃其苦头——它使权力受公众敌视，给当权者形象抹黑，使权力意志走形、反应迟钝、错失时机；或把当权者的决心不露声色地化为乌有，落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怪圈。
   
   本质上，官僚主义是一种以官僚机器为本位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它不把其应该实现的功能和效用作为目标，而是把官僚机器自身的运转——程序、教条、因果、环节的衔接、完整与圆滑等作为宗旨。人们通常把官僚主义视为源自官吏个人的傲慢、推诿和弄权心理，其实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社会治理结构过于复杂。以官僚的教条和文牍作风为例，官僚机器之所以讲究“规范”，拒绝灵活，即使到了荒谬地步也不变通，就在于对复杂机体，精确性是至关重要甚至生死攸关的原则。既然官僚机器上的个别官吏谁也不可能弄清复杂全貌，每个零件除了执行规范、完成规定动作以外，别的行为都可能带来难以预期的后果，因此主动性就等同于盲目，包含造成未知后果和连锁反应的风险。尽管打破常规的主动性会使人感到更有人情味，或许也能把事情办得更有效，但如果每个零件都有主动性，官僚机器就会分崩离析。所以官僚主义是官僚机器保护自身的一种机制。只有官吏零件化、运行程序化、鼓励保守、抵制革新，官僚机器才能把复杂性当作可利用的资源，而不会被复杂性毁掉自己。
   
    当复杂性达到牵一发动全身的程度，对官僚机器的改造就愈发困难。稍大动作都可能造成行政停滞乃至崩溃，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做一些临时更换、修补或增添。年长日久，愈发乱线如麻，盘根错节，“斩不断，理还乱”。官僚主义也就得到更多手段和生长土壤。官僚机器由此长成一个具有自身意识、独立生命与独特习性并能自我保护的怪物。

   
   如果把人体的调节功能全部集中于头脑，由头脑去“有意识”地管理每个细胞，那种管理会复杂到极点。为了担负那种管理重负，头脑也必须增加许多功能和组织，变得极为庞大，以至仅为管理头脑本身都会负担沉重，头脑的错乱和呆傻也在所难免——这就是以往社会管理体制的写照。
   
   改变这种局面，就得放弃以头脑进行全部管理的体制，把管理功能分解，让机体的每一部分自己管理自己。头脑的作用只是在各机体之间进行沟通协调。这正好就是递进民主制的做法。它在“全细胞自治”的基础上，用“递进联邦”的方式扩展自治，又用“递进自治”的方式扩展联邦。递进民主制的公务员系统会比现在小很多，一是因为多数事务都由自治体自己解决，管理系统要做的只是必不可少的协调。二是自治结构以“块”为主，现在占管理系统主要部分的“条”大大减少，从而使管理系统得到极大精简。
   
   “条”是头脑管理机体的主要方式，也是管理系统复杂性的主要来源。消除“条”，把原本作为一个整体的官僚机器分割在众多“块”中，庞大的官僚机器就消失了，也就不再有官吏以潜规则对付显规则的屏障和壁垒。而只要官僚机器丧失玩弄潜规则的能力，完全被显规则所支配，其就不再具有独立意识和自身利益，而回归为社会工具的角色。
   
   王力雄系列政论随笔：
   《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政治道路》
   第三篇 以递进民主实现中国的平顺转型
   第一章 可控的蜕变
   第三节 渐进的去党化（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