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共同空间的社区解体，人们在更广泛的空间建立交往。邻里关系消失，人与人的关系成了一种个人选择，而不再被空间决定。这的确是当前城市的普遍现象，人们长年累月间隔几十公分（一道墙），但彼此不知姓名，从不来往。在乡村也开始成为趋势，虽然低头不见抬头见，邻里关系还不会没有，但原本的互助关系越来越少，交往也越来越淡漠。
   
   商业社会能提供所有服务，只要有钱，一切都可以得到，简单便捷。相比之下，传统互助的人情关系反倒成了负担。人们不愿意“欠人情”，逐渐也就没有了人情。那么在商业社会，人是不是就不需要社区了呢？并非。旧的需要没有了，新的需要又会产生。从前面谈的业主问题就可看出，即使是购买服务，也需要社区合作，需要邻里共商，否则就可能落入任人宰割的状态。目前业主相对开发商和物业公司的普遍弱势，原因恰恰就在社区的一盘散沙。
   
   更需要社区的是乡村及小城镇，因为城里毕竟还有物业公司，而村庄却永远不可能交给物业公司管理。因此村镇更离不开社区协调，需要乡亲互助或至少彼此不损害。我在贵州威宁看到这样的现象：村里人家把自己房屋院落收拾的干干净净，一根柴禾都会摆放整齐，但每家厕所都临街而建，粪便直接排放街上。村里小街泥泞坎坷，屎尿横溢，臭气熏天。这典型地表明社区衰亡。没人愿意自己门前的街道是这种情景，但是社区无力规划，不能组织共建，没有权威保证规矩，也不能制裁第一个把粪便排到街上的人家。于是家家都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方便，还不如说是为了怄气。去中国的农村走一走，会发现类似事例有无数。不是社区没事做，而是社区丧失了功能。乡村之所以出现恶霸横行的状况，主要原因正是在于丧失了社区机制，才给暴力提供了施展空间。

   
   古代乡村社区有宗族、士绅等自然形成的权威，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层级和结构。毛时代用外部强加的政治组织取代，实行集体化的全能控制。随着集体化被放弃，毛时代的手段不再奏效。当局希望重归乡村自治，然而传统的自治是文化演进的自然结果，失去了相应的文化基础，那种自治不可能再现。目前中国的乡村成了既无结构，也无权威的散漫平面，在这种平面上是不可能实现真实意义自治的，只能是有“自”而无“治”。真正的自治要有立体结构。当不能依靠文化来形成结构时，人格化的权威也就不再被认可。今天的特点是，必须将平等而非不平等作为形成结构的基础。然而平等不能是外部强加，同时在平等基础上还要能形成众人共同服从的有效治理——有心人无需提醒也可以注意到，这不就是递进民主制的内容吗？
   
   我对潘岳讲过逐层递选制。他当时在体改委主管小城镇建设，想到的是逐层递选制可以作为产生“士绅”的手段。士绅被认为是中国传统社区的核心。旧时代的士绅已经消亡，传统也已中断，新时代的士绅应该如何产生呢？靠文化演进远水不解近渴，靠行政指令显然也不服众。潘的出发点是在政治，倒也能增加新的视角。虽然我所考虑的社区自治并无“士绅”因素，但是社区领袖、调解人和仲裁者如何产生，的确是社区建设的重要问题。而恰恰递进民主制对此是最为胜任的。
   
   王力雄系列政论随笔：
   
   《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政治道路》
   
   第三篇 以递进民主实现中国的平顺转型
   
   第四章 以递进民主制解决目前问题的举例
   
   第三节 村庄要靠物业公司管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