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佛教没有唯一的最高经典，其典籍体系浩瀚深奥，信众无法直接掌握，所以佛教比其他宗教更依赖于僧侣。这就对佛教的僧侣阶层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而佛教中释迦牟尼所预言的末法时代，正是指佛教僧侣集体堕落之时。

   当今中国的宗教政策，就是在导致僧侣阶层的堕落。当局把宗教当作其权力属下的一个部门，只允许发挥政权所需要的工具作用。特别是对僧侣阶层的关键人物──僧团领袖，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措施：

   一是严防僧团领袖成为民众领袖。满足大众迷信层面的摩顶打卦，念经开光一类活动是自由的，但如阿安扎西那样深入民众讲经传法，成为当地民众的精神领袖，则进行严格限制。

   二是对僧团领袖进行“逆向淘汰”。凡是拒绝充当工具的僧团领袖都会遭到打压整肃，甚至判刑，杀鸡给猴看；对那些传统地位比较高的僧团领袖则当作“统战对象”，胡萝卜大棒并用，让他们不要惹麻烦；而对善于投机，甘当工具，不惜放弃宗教原则的僧团领袖，则给予各种好处，包括人大、政协的位置，加以重用。

   三是由当局把持对僧团领袖的选择和任命。无论是活佛还是寺庙负责人，都必须经过当局批准，甚至由当局直接遴选。由此造成藏传佛教界对当局的依附，最终使整个藏传佛教的僧团领袖都变成中国当局挑选的驯服工具。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局还把重要的僧团领袖分批送到北京等地的官办佛学院，灌输当局需要的思想，同时却封杀色达五明佛学院那种藏传佛教自身的教育机构。

   至今，藏传佛教的僧团领袖所能受到的来自宗教自身的制约已经很少，制约基本都来自世俗政权。政权利用制约对僧团领袖形成的引导，无疑只能使其离宗教原则越来越远。而宗教戒律对僧侣的约束全在于当事者信或不信，由中共按照世俗标准挑选和培养的僧团领袖，对佛法能有多少虔诚和纯正是值得怀疑的。目前，这个问题在中国境内的藏传佛教界已经相当严重。

   所以，尽管中国当局标榜其宗教自由，但是其推行的宗教政策对藏传佛教造成的破坏，并不比毛泽东时代差。毛泽东是要彻底灭佛。历史上西藏也曾有过灭佛年代，但佛教仍然得以延续，因为宗教是在信徒心中，不能被外在的暴力消灭。而今日中国的宗教政策导致僧侣阶层整体地堕落，或者被世俗化腐蚀，却是藏传佛教最致命的威胁。因此可以说，中国当局所标榜的宗教自由，其实只是宗教堕落的自由，而不是宗教提升的自由。(4/23/2003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