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我去黄河驾筏漂流的时候，曾听到黄河边的人讲过这样一种情景：早年的黄河上游没有路，伐木者只能利用黄河输送原木。黄河峡谷段落有些地方很窄，有时原木会被礁石卡住，挡住后面漂下来的木头，越堆越多，最后在峡谷中架成山一样的木垛，封住整个水道，使木材运输中断。那时，为了打通水道，就得请出最好的老把式。老把式要做的就是从木垛错乱交织的千百根木头中找出一根最关键的木头——那是整个木垛的“支点”，有时要好久才能找到，但只要能找到那个“支点”并把它砍断，整个木垛就会轰然倒塌，一泻千里，水道也就畅行无阻了。

   对于中国的前途，我一方面是个深度的悲观主义者，同时又是个高度的乐观主义者——我的乐观寄托于我所称的“递进民主制”。那就是我眼中的中国木垛的支点。在我看来，实行“递进民主制”，中国的危机大都可以迎刃而解。我在后面将详细谈到“递进民主制”的具体方法、道理，以及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但这里需要阐明的是，“递进民主制”并非单指“制度”或“体制”，它首先是一种“机制”，即一种能够推动社会自我运行和自动调节的“无形之手”。在这个意义上，它侧重的是方法，而非主义。

   主义着眼于应该怎样，方法却着手于能够怎样。改变世界当然是一个综合性的历史进程，而非一招一式所能达到。但即使如此也一样离不开具体方法。经过长期演变而成的社会形态，相互区别归根结底也是采用了不同方法。使用奴隶、封地建邑、代议制、三权分立、竞选、国有化……无一不是方法，正是那些方法的出现与实施，才造就了奴隶制、封建制、民主制、公有制等不同的社会与时代。因此，不同的社会形态归根结底不在主义不同，而在于采用了不同的方法。

   举例说，选举是一种方法，与不选举相比，导致完全不同的社会。而选举本身又分为有竞争的选举和无竞争的选举，区别也是在方法，其中一种方法造就民主社会，另一种方法造就极权社会。熊彼得的竞争式民主论这样看：“民主是择取领导人的竞争方法的副产品……简言之，竞争的选举产生民主。”（乔·萨托利）足以见到方法对社会性质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

   当然，这种能够造就不同社会性质的方法离不开主义。没有主义的方法只是雕虫小技，不可能划时代。正是主义与方法之间的因果关系，成为人类理性与进步的源泉。然而今天，主义变成清流空谈或不加思索的政治正确，甚至是“历史的终结”；方法则堕落为奇巧诡诈的钻营，忙碌于世的只是堆积如山的方案。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集权专制，就是西式民主——这种理所当然的非此即彼，典型地说明了人类在思想与方法上的“赤字”。

   “递进民主制”是我在寻找方法方面做的尝试，我希望能成为一种抛砖引玉。世界需要方法，今天的中国更需要方法，时代呼唤更多的人从不同方向对此努力。

   王力雄系列政论随笔：《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政治道路》第二篇 递进民主制第一章 世界需要方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