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海壁先生的批评指教。前一段一直在南疆乡县，无法上网，没有及时回复，敬请海壁原谅。

   1、海壁在批评我对西式民主在中国可能落得淮橘成枳的说法时，提出民族矛盾比中国严重得多的印度“独立以来，在民主制度下，国家统一得到了不断加强”。分裂势力“成不了大气候”。但事实却是，就在独立同时印度国家一分为二，巴基斯坦分离，短短几个月内，一千二百万人离开世代生活的家园逃亡，暴力冲突造成一百万人死亡，超过十万妇女被强奸和掳掠。印巴之间的猜疑和敌视遗留至今，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两国安全的最大问题，也一直在严重阻碍两国社会的正常发展。印度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方面也不像海壁说的那样顺利，当年英迪拉·甘地民主选举下台的关键原因就在于推行计划生育。因此用印度比较中国，对中国未来民主转型的平顺不一定能带来乐观展望。

   2、海壁对中国民主转型的信心建立在实现私有制上，他认为民主“实际上只是富人或少数精英的游戏”，私有制所保证的个人财富能给人从事政治的时间、教养和经费，同时也使人具有理智——“不会去挑拨民族矛盾，从事分裂祖国，制造动乱的活动。鼓励多生小孩，制造人口危机显然也不会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人人违法的‘法治’、政权的‘黑帮化’将得到有效的缓解”， “私有业主们毕竟不希望人民群众不满的总爆发致使自己的财产化为乌有”。我担心海壁把财富对人的良性作用过于理想化。“不见棺材不落泪”是一种普遍人性，并不一定根据穷福不同有太大差别。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富人昏庸在历史上一轮轮上演，如何断言人一有财产就会变得明智？人类社会几千年都在实行私有制，却不曾有民主，说私有制是民主制度的灵魂，不太能让人信服。

   3、海壁认为在公有制下没有可能实现民主，对此我有同意一面——权力私有制下的财产公有制当然不能实现民主，而只能是最坏的专制。我当年在西单民主墙贴的小字报题目就叫“共产必须共权”。仅仅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是不够的，还需要同时消灭社会权力的私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走入困境，在于没有解决社会权力私有制的问题——这是我当时的看法，我设想递进民主制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探索社会权力公有制的途径。即使在今天论，我也不想说财产私有一定就是好的而财产公有就一定是坏的。公有制并非一定是国家所有制，可以有多种含义，自治体共同掌握财富是不是也算一种公有制？公有制不一定全坏，私有制也不一定全好。关键在于社会权力是否真正成为公有。今天对公有制全盘否定，如同昨天对私有制全盘否定一样错误。哈耶克的意见值得一听，但不要当作天条。当然，我说这话只是表达一种想法，而不是因为递进民主制是为公有制设计——海壁得出这样的判断是一种误解。我专门谈到递进民主制只要求“公权组织”实行，不要求“私权组织”实行。所说的“私权组织”就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私人企业，由此可见递进民主制并非专为公有制社会设计，而是可以适应各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

   4、中国如何从公有制转变为私有制，如果我没有理解错，海壁的设想似乎是要把公有财产私有化给中共的“中高级干部子女”，使他们变成担负“积累”功能的富人，并以此换取中共自觉实行政治民主化。胡平很早以前就以否定方式举例过这种最便捷的私有化之路。如果把中国的国有资产分给政治局委员每人一万亿，让他们都变成世界首富，他们有什么理由不同意转变中国的政治制度？问题是亿万人民能否同意？即便是那些政治局委员自己也不会相信能成为事实。这种交换本身就存在悖论，以财富换取当权者交出权力，一旦丧失权力，当权者的财富靠什么保证呢？不要认为“共产党的皮”对当权者是“负担”，那是他们生命财产之安全的根基。何况共产党并非仅有一个政治局，还有几百万各级官吏。即使中共最高层可以通过投机式的转变捞取新资本，下级官吏仍然要直接承受民主化后群众的反弹和清算。而没有几百万下级官吏认可，今日的中共高层已决无毛那种独自进行本质性改变的权威和手段。

   5、海壁希望知道我所设计的递进民主“与共产党内民主在执行方式上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随着文章陆续发表，我相信应该是清楚的。

   6、至于逐层递选的上级层块是否会成为脱离民众的利益集团，冼岩提出了同样问题，我将在后面一起回答。

   再次感谢海壁先生。

   王力雄

   2003年10月14日 北京

   附：

   私有制是民主制度的灵魂——与王力雄先生商榷 海壁

   看了王力雄先生的大作《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政治道路》连载第一篇：《中国政治转型的困境》的开头三章，很有感触。笔者基本同意王力雄先生对中国剧变过程的危机感，但不满意他完全没有分析中国当前波澜壮阔的私有化进程对中国民主化的影响，特别反对王力雄先生认为在中国“西式民主路未通”。特写成此文与王力雄先生商榷，敬请王力雄先生留意。由于王力雄先生的文章尚未写完，他当然可以在《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政治道路》以后发表的部分中反驳笔者的看法。如果是这样，笔者同样表示感谢。与王力雄先生的意见相比，笔者在本文中所表达的意见恐怕更有悖于大家通常所理解的“公正”。如果网友们对拙见有什幺批评指正，恳请畅所欲言，笔者在此洗耳恭听，谨此事先表示诚挚的谢意。

   一、民主制度的实质与误会

   从王力雄先生的文章看，王力雄先生认为民主就是大家有相等的做主的权力，对所做出的决定承担也同样的义务。这恐怕是误解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实质。

   积累和消费是人类经济活动中最基本的矛盾，积累是发展的基础，而消费则是发展的动力。对此大家是一致同意的。在人类中必须进行分工，在大多数为了自身的直接消费从事生产的人群之外，还要分出一小批人来从事积累。由他们专门来促进积累和管理积累的使用，才能保证全社会有一定比例的积累，使人类进步得更快。在私有制社会里，这就是穷人与富人的分工，穷人主要促进消费，而富人主要从事积累。对于后一点，主张完全平等的人，主张均贫富的人显然不太同意。但真理并不因为有人质疑就不是真理。如现在美国哈佛大学每年所用的各种科研经费合计有好多亿美元。这些钱绝大部份都是私人或政府的拨款，在拨付时就已经规定了用途。用这些专款哈佛大学进行了许多科学研究。如果它们不是指定用途的专款，而是政府的一笔统一拨款，由哈佛的全体教职工投票来决定它们的用途，那幺是否也能取得同样的效果呢？至少笔者不相信如此。尽管这些教职工都很敬业，但如果都由他们自己决定，他们很可能更愿意用较多的钱来改善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报刊所揭发出的中国大学内的学术腐败，主要就是由主管机构统一拨款的制度造成的。并非因为中国人不行，而是不良的制度造成了腐败。

   由国家来集中提留和管理积累，通过在廿世纪中的各种实验，证明绝对不是一个好主意。这不仅仅是由于极个别人借用国家的名义垄断了一切资源，压制竞争，不利于各种新思潮的成长与发挥；更可怕的是他们用巨大的国家财富来控制人民的思想，造就了一批颠倒黑白，溜须拍马的高手。这些人最嬗长于从社会中找出实例证明领导是正确的，不符合领导的意见是错误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结果在酿成大祸前独裁者常常注意不到任何与自己主观愿望不符的事实。列宁说过，社会如此复杂多变，如果不采用统计的手段，是可以找到实例来证明任何一种理论的正确性的。由于独裁者只能看得见自己脑袋中的幻觉，而看不见客观事实。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最后以大失败收场就变成了必然结果。

   各阶层人民对民主参与广泛的程度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内，所谓民主，实际上只是富人或少数精英的游戏。只有富人和他们的代理人才有时间进行研究和组织工作，有教养来提出各种真知灼见，更主要的是有金钱来支持昂贵的竞选等政治活动。发展生产，开展贸易，是他们财富的源泉，他们中的主流当然不会去挑拨民族矛盾，从事分裂祖国，制造动乱的活动。鼓励多生小孩，制造人口危机显然也不会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王力雄先生所谓“组建农民党赢得中国大选的设想”也只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这方面，印度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印度国内的民族矛盾比中国严重得多，全国唯一能普遍接受的语言甚至只能是英语。但自印度独立以来，在民主制度下，国家统一得到了不断加强。并非没有人像王力雄先生所预言的那样“少数民族意见领袖的主要诉求，可想而知将会集中于控诉中国（印度）和鼓动独立”。但他们成不了大气候。印度的人口与可耕地资源之间的矛盾比中国缓和得多，但计划生育也一直是印度政府的国策。从各方面看，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不相上下，民族矛盾比中国要尖锐，西方的民主制在印度可行，为什幺在中国就不可行？

   在经济较落后的国家内，既然民主只是富人的游戏，那幺一人一票的普选是否有意义呢？普选的意义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在富人和他们的代表人中，在“有话语权的社会精英”中，为穷人说话的人较少，意见不响亮。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度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西方国家之所以能通过许多劫富济贫的立法，并不是由于富人特别自觉，而是因为穷人多，票多，一人一票显示了自己的力量。逼富人对穷人做出了让步，创造了“双赢”的局面。否则，竭泽而渔、激化了阶级矛盾，压制了消费，积累也就失去了动力。一旦激发暴乱，“天杀星下凡”，在遍地白骨中去分辨什幺骨头是富人的，什幺骨头是穷人的，就更加没有意义。其次，一人一票的普选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深入人心，使穷人对国家事务从消极被动转化为积极主动，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结果众人拾柴火焰高，国家就越来越兴旺。

   民主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向全社会的所有成员提供尽可能等价的机会，让有才华的人士能不拘一格地进入富人阶层或管理阶层，并把管理阶层中不称职的人士淘汰出局，这样才能流水不腐、户枢不蠢，维持社会和谐并蓬勃向上发展。

   二、没有私有制工商业就不会有民主

   在公有制下有没有可能实现民主？王力雄先生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从他为公有制所特别设计的递进民主制来看，他认为是有可能的。但这样的意见与西方主流的意见不符。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哈耶克就认为在公有制下根本就实现不了民主（参阅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人当中也有过类似的意见。大右派章乃器先生在1957年反右前夕的谈话中就公私合营（即公有化）指出：公有化之后，没有了私营企业，民主党派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章先生的意思是自由舆论与民主政党是长在私有制工商业这块皮上的毛。取消了私有制工商业，也就不会有自由舆论与民主政党。事态的发展与章先生的预测完全相同。舆论自由要靠私有制工商业来办报，办网站，多党制就更要求私有制工商业的财力和管理经验来支持。如果我们只是上街喊喊口号，发泄一下对政府的不满，也许不要许多资金支持就能办到。但要建立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提得出有真知灼见的施政纲领，旨在从事建设（而不是破坏）的基础上准备接管政权的政党。没有私有制工商业的资金和管理经验就不可能。当然我们这里讲的私有制工商业，是指有健康竞争，不断发展的私有制工商业，不是指在如马科斯治下的菲律宾、苏哈托治下的印尼或在蒙博托冶下的刚果（金）那样被独裁和贪污扭曲了的，病态的私有制工商业。在台湾，无论是党外运动，还是民主政党，都离不开私有制工商业的强力支持。在大陆情况也将与此类似。毛泽东不相信章乃器先生的话，他亲自写了文章驳斥章乃器先生的意见。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决心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中国人民的“大民主”。于是就拿全体中国人来做实验。从1966年8月到1967年底军管为止，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中国大陆的各行各业不知道组织了多少个派系或政团。这些“造反派”在打砸抢方面确实是举世无双。何清涟女士在《民主中国》2000年九月号上“专访何清涟”一文中生动地描绘过他们的业绩，可供参考。但事实证明这十几万，几十万个“造反派”团体，“夺权”之后没有任何一派能组织好最起码的生产，非要被他们所打倒的老干部参加组织生产不可。这些“造反派”哪个也不够“民主政党”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