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何非暴力抗争对专制政权无效

   我们一直说最大幸事是当局主动进行政治改革。我们对此抱着无穷希望，以把芝麻看成西瓜的欢欣解释所有似是而非的迹象，为每一个新上任者构思着“新政”、“小阳春”一类的政改部署。然而到头这种期望总是失望。我不反对有这种期望，我今天仍然这样期望，但是我认为应该同时保持一份清醒，做好准备——专制政权可能至死也不会进行政治改革。那时会是怎样情况？应该怎么办？

   不应该再考虑暴力革命。一是因为在控制技术如此发达和武器水平差距巨大的今天，以地下党、革命军的方式推翻政权基本没有成功可能，甚至连地下党和革命军出现的可能都没有；二是即便能发动“国内革命战争”，也将使人民遭受巨大灾难，那种历史不应该重新上演；三是通过以暴易暴上台的新政权将是可疑的，正如至今没有在共产党内看到蒋经国一样，我们也没有在共产党的对面看到华盛顿。鲜血浇灌的不一定是自由之花，说不定长出另一个嗜血魔鬼。

   当然，没有革命，专制政权也不会万寿无疆，终会由于内部腐朽而垮台，但那会是一个长期过程，社会将一直处于专制压迫下；同时因为没有另外的凝聚力量生长，旧政权的垮台将导致权力真空，造成社会崩溃，代价将十分惨重。因此毫无作为地等待专制政权自己垮台也非良策。

   剩下的就是以非暴力方式抗争。

   非暴力抗争有成功先例，甘地和马丁·路德·金是最著名的代表。不过，他们所处的社会或是法治完善，或是有民主体制，并且都有雄厚的民间社会，因此给非暴力抗争提供了空间和组织基础。而中国上述三个条件都不具备。

   以往非暴力抗争的核心之一是以弱势者的苦难和坚忍诉诸对方，迫使强势者的让步。如金所说：“我们将以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来较量你们制造苦难的能力。我们将用我们灵魂的力量，来抵御你们物质的暴力。我们不会对你们诉诸仇恨，但是我们也不会屈服于你们不公正的法律。你们可以继续干你们想对我们干的暴行，然而我们仍然爱你们。……不久以后，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就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我们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赢过来。”但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的对方良知未泯，然而在一个专制政权的词典上，良知是一个不存在的词汇。

   长期研究非暴力抗争的美国学者金·夏普(Gene Sharp)为非暴力抗争赋予了更多内涵，在被动忍受的“唤醒良知”（“说服”）之外，还有“不合作”乃至“介入”的主动出击，用以造成统治瘫痪、混乱和失效，从而迫使统治者做出让步。金·夏普总结了多达198种非暴力抗争的方法，其中“说服”类仅占54种，“不合作”类占103种，“介入”类占41种。

   然而让生活在中国的人看，金·夏普的方法大都是隔靴搔痒，甚至是天方夜谭。达到制裁统治者并迫使其让步的“不合作”运动，前提是必须具有足够规模。对十三亿人口的中国，除非有千万以上的人同时进行“不合作”，否则只是杯水车薪。问题就在如何能做到那么多人同时参加“不合作”运动，并且甘愿承受“不合作”给自身带来的损害和风险？——必须通过广泛的动员，而动员的前提是要有组织。那组织还不能是秘密的，因为秘密的就无法广泛，或者是广泛了就不再是秘密。好，专制政权就在这一点上卡死，它只要不允许那样的组织存在，不给体制外的动员和串联提供空间，不合作运动就只能是分散与自发的，无法形成能迫使统治者让步的规模。这一点在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的社会表现尤其明显。金·夏普总结的那么多非暴力抗争方法，因为这一悖论大都成为空中楼阁。

   以往所有的非暴力抗争手段有一个共同性质，其能否发挥作用，不取决抗争者，而是取决当局。只有在当局让步的情况下，抗争才会导致变化。因此在对抗双方之间，当局总是主动的和决定的，抗争一方只起压力作用。在这样的对峙中，只要当局有能力进行镇压，或是哪怕同归于尽也不让步，非暴力抗争就不会取得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