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不同意我认为中国应该采用递进民主制而非西方民主制的观点，对此可以先不争论，不妨以退一步来寻求共同点——递进民主制至少可以成为从专制社会通向西方民主制社会的过渡阶段，因为它能做到自下而上和平地架空专制权力，从而避免出现权力真空和社会动乱。因此先让中国利用递进民主制平顺地摆脱专制制度，随后再由和平产生的新权力自上而下地实现西方民主制的变革，应该不失是一个可取的途径。

   认为西方民主制不适合中国的人，多数顾虑的并非是成熟的西方民主制，而是担心中国能否从专制制度平顺地转型到民主社会，会不会出现难以控制的混乱和动荡？如果转型期的中国将陷入灾难，转型后的诱人美景也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对走在平坦大道上的人，打碎身上枷锁是解放，对走在钢丝上的人，打碎枷锁的同时却可能使之跌下深渊。中国今天正是走在钢丝上，因此考虑政治制度改革，首要原则是转型必须能够平稳实现。

   递进民主制可以平顺地从集权制度脱胎，又能给人民选择政治制度的自由，它的实现过程不需要革命，不需要暴力对抗，也不需要先更新整体的权力才能推行，它是在原体制之内自下而上逐层地实现，这决定了它具有最大的继承性和平顺性。

   最容易开始推行递进民主制的是生活工作共在一起的社区，中国农村的自然村正是那种类型的社区。中国人口最大比例是农民，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三农”，目前对“三农”问题一直找不到根本解决之道，因此目前中国农村最应该有进行制度探索的动力，也应该比较容易争取到创新的空间。递进民主制的基础是村级选举，而村级选举早有中国现行法律的认可和保障，因此等于已经具备了递进民主制的基础合法性资源，下一步需要的只是如何巧妙利用和进行衔接。目前村民自治不能真正实现的主要障碍在党支部。但由党支部把持村庄权力本没有法律支持，而且以递进民主的方式能够跨越这个障碍，因此可以说，目前在中国农村实行递进民主制的各种条件都是匹配和成熟的，剩下的问题只是怎么启动。而只要能在农村基层开始实行递进民主制，后面的推进无非就是在更大规模上的复制，以及如何使其适合城市的问题了。

   我们设想一下递进民主制在中国农村具体可以怎样启动。很多地区的农民与乡镇政权矛盾十分尖锐，有的甚至势同水火。假如某乡的乡长贪污腐化，横行乡里，当地村民忍无可忍，已经到了暴动边缘。那个乡的村委会主任们为避免重大冲突，自行选举乡长是一个出路。主任之间互相熟识，了解本乡情况，有共同工作经验，他们选举的乡长无疑会比原来的乡长好，可以平息村民的怨愤，而且新乡长随时受到选举制约，再不会像当局任命的乡长那样无所顾忌。

   对县当局而言，村委会主任选举乡长属于“非法”，可以不承认，继续维护原来的乡长。问题在于，那个乡的村主任和百姓都不再认原来的乡长，只认新乡长，当局如果不接受新乡长，对那个乡就等于失去了控制。当然，当局可以动用“专政机关”迫使那个乡服从任命的乡长，但是与那个乡数万农民对着干是否明智？是否会造成更大反弹？与其逼那个乡的百姓暴乱，还不如接受递进民主产生的乡长。权衡利弊，当局也许会默认那个乡的递进民主，将其当作一般的人事更换。只要那个乡还服从县的指令，总比失控甚至逼它闹事要好。

   递进民主产生的乡长与县当局及其他乡打交道时，需要保持原来的方式不变。正如当局不默认新乡长就无法实现对那个乡的控制一样，那个乡不接受旧体制也无法与外面社会进行沟通，二者只有互相容忍才能共存。那个乡实行递进民主的收益，此时主要在于实现了内部自治，以及能够产生好的领导人。

   假如那个乡的状况因为实行递进民主得到了改善，同时又能和现存秩序共存，不导致混乱，且被县当局默认（尽管是不情愿的），其他乡就可能随之效仿。而当那个县的多数乡镇都实行了递进民主时，递进民主产生的乡长们就可以要求继续扩展递进民主，由他们组成县管理委员会并选举县长了。

   这个过程一旦启动会逐层向上扩展。当在一个地区占了多数的时候，递进民主产生的县长就会要求掌握地区决策，并选举地区领导人。省当局任命的地区领导人随之被和平架空，那个地区就平稳地实现了体制转换。如此继续发展，下一步该选举新省长。而到多数省长都是经递进民主产生时，省长们就会要求对国家最高领导人进行选举，一旦完成了那个最后层次的选举，整个社会就完成了递进民主制转型。

   这一过程将始终是和平的，不需要“推翻”旧权力体系，只是将其逐层和平地架空，也不需要举行起义。即使最后的专制当权者坚守中南海，有8341部队保卫他们，那没有关系，不会有人去攻打。新当选的国家领导人即使在天安门广场的帐篷里办公，也一样是管理中国的中心，因为实现了递进民主的各省只跟他打交道，财政也只上交给递进民主的政府。森严壁垒的中南将沦为无人理睬的孤岛，或是旅游者围观的“景点”（那时在中南海外面搭起俯瞰院内的高架供游人用望远镜观望，一定是火暴的生意）。最终中南海里的人只有自己没趣地出来，回家去做普通百姓。

   递进民主制可以在旧体制内生长，与旧体制泾渭分明又你中有我，既保持社会平稳，又保证转型彻底，既能够取得胜利，又不需要战斗，不正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境界吗？

   递进民主制最可能推广的时机，应该是在社会危机爆发，专制当局控制力下降，专政机器运转不灵之时。那将是一个相反相成的关系：当局越无力制止，实行递进民主制就会越容易，推广得也越快，当局就会更加无力制止。这种相反相成的周期将越来越短，直到递进民主制扩展到整个社会。

   当然，专制权力可能始终要“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任何政治变革（包括递进民主制）因此都得不到发展机会。那种专制权力终结将是最终的自我崩溃。而随之出现的社会权力真空是最危险的时期，很容易使社会滑向动乱和灾难。因为递进民主制的实行不需要掌握权力，不需要政党、领袖、组织体系和行政能力，只是一种操作方法，简单易行，因此能够最快地整合社会。即使社会真地陷入崩溃，那就更需要递进民主的方法。因为在混乱失序的状态下，对于成分复杂、互不相识的人群，递进民主制几乎是唯一可以从无到有很快建立组织与秩序的方式，而且具有在不同组织之间方便地实现沟通、协调及组合的“自组织”能力。关于这方面，我在《黄祸》一书中已经做过详细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