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了递进民主制可以用非暴力“夺权”的方式结束专制政权，那虽然具备操作性，难的却是如何开始；如何让民众选择自治，敢于不接受专制统治；如何让民众知道并接受递进民主制；而在实行递进民主制的过程（尤其是开始阶段）中，还存在与专制政权发生对抗的可能，因此最快和最平顺的方式，莫过于由中共当局主动采纳和推广递进民主制。

   在讨论中国政治改革的刚性之局时，谈到中共惧怕政治改革的“大坝僵局”、“政党乱局”、“胜负定局”，以及“清算结局”，因此考虑中共能否实行递进民主制改革，首先要看能否避免这四个局。不能避免，就无法期望中共进行这种改革。能避免，也并非说中共就会笑纳。递进民主制具有根本上的颠覆性，最终是要“没收”中共的权力，乃至消灭中共本身。我的期望在于中共不是一个整体。改革与否的决定权在其权力集团。权力集团分成领袖和官僚体系。后者肯定不会接受剥夺其权力的改革，然而其领袖中却可能存在意想不到的异数。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由于历史的时机、个人的考虑、偶然的机遇、甚至意外的巧合或可笑的错位，都有可能造成个别领袖人物做出的某些选择，变成政治改革的动力。正因为专制制度下领袖人物具有巨大的个人作用，一个或几个领袖的变化可能带来整个社会的变化，也许就会开启中国政治变革的契机。

   例如曾说过中共领袖的任期制导致一种既非民主、反而更不负责的短期化心态和行为，那一方面是坏事，造成中共领袖不考虑长远，拖延政治改革，把难题留给后任；同时也暗含另一种可能——既然自己不能终生把持权力，何不在位时保持绝对权力，退位时实现政治改革并结束专制制度，让自己成为改变历史的伟大人物呢？

   一些微妙考虑有时也会促使专制领袖推动政治变革。如有史家认为，慈禧当年同意立宪，除了有变法图强的大势所趋，她和光绪的矛盾也是重要因素。她不愿意光绪掌握自己拥有的无限权力，不想让光绪继位后为所欲为，而制定宪法、建立议会可以给光绪施加制约，甚至令其成为虚君。据说袁世凯制定立宪日程时费尽心机考虑这一因素，既不能在慈禧活着时妨碍她的权力，又要在她死后让宪法和议会发生作用。当然这种故事无法证实，但的确存在可能。专制领袖的过大权力，使其个人任何细小琐碎之因素，都可能影响整个社会的进程。

   举上述例子，是从人的利己一面考虑，不排除某些领袖人物可能还有高尚一面——出于对人民负责、避免社会危机而寻求政治改革之道。那种领袖可被称为“圣人”。不过我说过，“圣人”绝非有心就能当，政改资源也非随便可以用。首先要有路。如果明摆着政治改革的结果只有社会失控和身败名裂，谁会去碰？反之，如果能确保成功，当政者乐于一试的概率可能就会大大增加。

   比起西方民主制，递进民主制的可取之处之一，就在于能在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避免使中共惧怕的“大坝僵局”、“政党乱局”、“胜负定局”和“清算结局”。

   王力雄系列政论随笔：《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政治道路》第四篇 递进民主制与中共的“柳暗花明” （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