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yy　　致《战略与管理》

   　　主编先生：

   　　收到贵刊第五期杂志，我的文章《西藏问题的文化反思》被贵刊做了多处改动。我了解国内刊物受控的现实和办刊人的苦衷，西藏又是个敏感题目，所以我一般不会也不应苛求。在国内发表文章，求的是只要往前走一点就好。我在贵刊今年一期发表的《西藏问题将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长期问题》（贵刊更名为《西藏：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软肋》），在海外发表就显得保守，甚至会被认为有国家主义之嫌（如果我不是当时被拘押在新疆会阻止《大公报》转载），然而在国内发表却算突破，因为除了“五十六朵花”的陈词滥调，国内传媒从来没有正视过西藏问题。同样，这篇《西藏问题的文化反思》也是按国内标准而写。办刊者出于刊物生存的目的对我这类文章进行必要删改，我从来都理解，只要没有大的歪曲就无妨。

   　　但是贵刊在我这篇文章中擅自加了一句——“怎样才能有力地反击藏独分裂势力和达赖势力，就成为十分紧迫的战略问题了”（倒数第二段），则完全超出了我能接受和容忍的底线。虽然只是一句话，因为触及了原则，不能含糊。

   　　的确，我赞成中国统一、不主张西藏独立。但是首先，我持这种立场的出发点是汉藏人民的共同福祉，是因为分裂带来的战争、仇恨、割断和衰退将由人民承受代价。避免人民遭受痛苦和灾难，是我不赞成分裂的主要原因。因此，除了人民幸福于我是心之所系，我不属于、也不想属于任何阵营，不论那阵营是以国家、民族、政府还是党的名义，都跟我没有关系。因此，我根本不会去想“怎样才能有力地反击达赖势力”，也不会把那当作我需要考虑的“战略问题”。

   　　其次，对于民族关系，我自己不会采取、也反对任何势力采取“反击”的处理方式。这除了是出于价值取向，还因为从现实角度出发，西藏问题也是不可能靠“反击达赖势力”得到解决的。达赖喇嘛是藏民族的现世之神，是西藏历史的重要支点，也是藏文化体系不可或缺的中枢环节。解决西藏问题，不可能没有达赖喇嘛的参与，更不能把他当作敌人。以那样的思路解决西藏问题，不但不会有出路，反而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就象我在《西藏问题的文化反思》里描述的，毛泽东时代正是那样做的，并且一切都做到了极致，然而结果怎样已是有目共睹。如果说我的文章背后隐藏了什么没说，就是在貌似阐述毛泽东治藏的“成功”时，我最终是要把读者导向一个顺理成章的认识 ——即当年那种“成功”条件如今已彻底丧失，而且是既不可复制，也不会再现了。毛的“成功”在于他能以自身置换掉达赖而实现“神界轮回”，今天谁还具备那样的神力呢？西藏宗教经过毛时代的大劫重生，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不可能再度被摧毁。而只要西藏宗教不死，达赖喇嘛就将始终是藏民族的灵魂，不可取代。北京拒绝正视这个如此明显的事实，傲慢并且一意孤行地对达赖实行“不理睬”政策，在我看来，实在是既没有现实基础也不符合未来逻辑的短视与不智。

   　　即使今天中共还有毛泽东之心，因为没有了毛时代的其他条件，“反击达赖势力”唯一能靠的只有强力。而强力仅对有形之物有用，却无法驱除藏人心中的达赖。就象拉萨当局收缴达赖画像时一位僧人说过的那样：“你们能收走挂在墙上的达赖喇嘛，但是不能收走挂在我们心中的达赖喇嘛！”这种与民心相分裂的现实是不可能长久维持的。以为把达赖拖死就能万事大吉的想法只是一相情愿，要知道西藏宗教的魔力之一就是达赖可以层出不穷。而没有了这一世达赖的和平与宽容，未来的麻烦可能更多。

   　　对我的文章，包括我写的《天葬》一书，一些评论认为是在帮中共的忙。对此我并不觉得不妥，也无需辩白，因为我的目的既然在于多赢，使每一方都得到好处，那么无论说我帮助哪一边都没错。我既帮北京，也帮达兰萨拉，既帮汉人，也帮藏人，只要不说我是帮助一方去反对另一方，我都不会有异议。然而贵刊对我文章所加的话却歪曲了我的根本立场，使我的文章只因有那一句话，就全盘变成了为反对达赖一方而对中共一方的“献计献策”。受此影响的不仅是这一篇文章，我以往关于西藏的所有作品都会因此变得形象可疑。

   　　为此，我必须进行公开澄清和声明：我认为，西藏问题决不是“反击达赖”所能解决的，以敌对心态和斗争手段处理民族关系，只能把矛盾压制一时，却是为未来积攒更多的矛盾和更大的爆发。在西藏问题上，任何没有达赖喇嘛参与和同意的“解决”都不可能持久，都将是徒劳无功、甚至有害无益。

   　　我同时还要说明，并非仅仅因为达赖喇嘛对于解决西藏问题的不可缺少，我才主张同他进行对话。在我看来，和平、尊重、谈判、妥协和达到双赢，应该成为中国以及我所属的汉民族处理一切民族问题的前提。无论未来的中国是共和还是联邦，也无论我们面对的是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包括针对台湾、南沙那些有争议的区域，对人类的尊重和对和平的热爱都应该是我们先于其他一切考虑的最高原则。

   　　王力雄1999年11月15日于北京

　　附：我的原文（未经《战略与管理》改动的）

   　　回顾西藏问题的起伏，不少人难免有一种费解。五十年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策相当怀柔，相当于实行“一国两制”，但最终结果是发生“西藏叛乱”。其后二十年，从“平叛”到“文化大革命”，对西藏的管制是严厉的，按今天标准是犯下了不少“极左路线”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却是西藏“民族问题”最少的二十年，社会稳定，人心所向。到了邓小平时代，在西藏实行了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以任何标准而言都有了巨大进步，但是 “西藏问题”却浮出水面，愈演愈烈，直到需要实行军事戒严。至今内在矛盾仍然没有解决，对抗情绪广泛存在。

   　　仅仅抱怨“好心不得好报”或是“吃硬不吃软”是不够的，至今未见对这一现象进行认真研究，甚至不承认这种现实。其实，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反省，可以成为揭示与理解西藏问题的一个重要入口。这种反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本文着重于文化角度，仅供参考，无意以偏概全。

　　一、“接口”关系

   　　我把历史上的治藏，称为“接口”方式。那时西藏自成一体，由当地统治者自行管理。中国对西藏的管辖，是通过当地统治者的臣服，中国政府并不插手具体事务，或即使插手，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能力。

   　　典型情况如清代的驻藏大臣制度「1 」，那是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一个主要象征。但当时设在拉萨的驻藏大臣衙门，“不过驻藏大臣及各粮员武员数人而已”「2 」。虽然还有一定数量的驻军，职责纯粹是军事性的。驻藏大臣衙门的日常工作，只能靠正副驻藏大臣和手下很少几个文职人员去做。他们语言不通，交流要靠翻译「3 」。他们大部分时间住在拉萨，每年只有几次外出视察。可想而知，靠那样一个机构不可能有管理上百万平方公里西藏的实际能力。驻藏大臣只能做为清廷伸进西藏的一个“接口”，与西藏本地的统治者——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 进行一对一的联系。清政府对西藏的所有控制，都必须经过这一对“接口”之间的转换才能实现，别无它途。而只有西藏一方的“接口”接受并服从清政府的指令，清政府才能间接地实现对西藏的控制。

   　　在这种“接口”关系中，普通藏人“只知有达赖，不知有朝廷”，他们只服从当地统治者。而西藏的统治者在有些时候，如清朝大军刚刚帮助其打退了侵略者，是可以对驻藏大臣言听计从、尊崇有加的。然而大多数时间，指望掌握着当地一切权力及资源的统治者对几个语言不通、人缘不熟、势单力孤的异族人唯命是从，是不切实际的。

   　　所以，尽管因为乾隆认识到“藏中诸事，任听达赖喇嘛及葛布伦等率意径行，大臣等不但不能照管，亦并不预闻，是驻藏大臣竟成虚设”「4 」，才在乾隆五十七年（1793年）立下《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5 」（简称《二十九条章程》），将西藏的行政人事权、宗教监管权、军权、司法权、外交权、财税权统统集于驻藏大臣之手「6 」，以至有“驻藏大臣之权限，有超于各省督抚者”之说「7 」，然而百余年后进藏整顿藏务的钦差大臣张荫棠，仍然得为驻藏大臣被达赖喇嘛讥讽为“熬茶大臣”而痛心（熬茶是藏传佛教一种布施之称。驻藏大臣的职责之一是在宗教庆典时代表大清皇帝向西藏僧众发放布施。达赖此称意指驻藏大臣别无他事）「8 」。末代驻藏大臣联豫，也仍然在抱怨“达赖喇嘛夜郎自大，一切事权，咸欲操之于己”「9 」，表面上，西藏官员对驻藏大臣表现得恭敬服帖，所谓“外示诚朴”，实际行动却是“阴实抗违”，“……往往扎饬之事，迟至数月，而不禀复，或籍口于达赖未归，或托词于会议未协，虽极力催询，置若罔闻……”「10」。

   　　不过，某种程度上，那也是当时双方都认可的一种状态。从国力上来讲，清朝是有可能全面占领并控制西藏的，但那时对它并无这种必要。“接口”方式的优点在于成本低。古代东方关系的框架中，核心是“礼”的秩序——只要西藏不构成危害，并且表示臣服就可以了。尽管驻藏大臣对被架空时有怨言，清朝皇帝也有表达不满，但那一般只是在西藏出现较大问题、脱离了正常运行轨道时才会受到重视并付诸解决整顿。类似的整顿，在有驻藏大臣的185 年间只有过几次。其余大多数时间，清朝设置驻藏大臣的目的，只是维持一个统治西藏的象征，而不是进行具体的统治。

   　　如果古代那种东方式的关系保持不变，“接口”未尝不是一种好的方式。然而一旦西方的主权观念延伸到东方，整个世界都不得不接受主权体系，再继续保持“接口”方式，地方统治者就迟早要想法获得独立主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分裂”或“独立”。

   　　1951年解放军进军西藏后，有多于清朝千百倍的军事和文职人员进驻了西藏，然而就政权和社会制度而言，中央政府与西藏仍然是一种“接口”关系。管理西藏本地事务的仍然是西藏地方统治者，即“一国两制”。

   　　以实现共产主义、消灭剥削阶级的中国共产党，在最初解决西藏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革命的企图，他们愿意放弃在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容忍西藏保留“封建农奴制”，要求的只是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怀抱”。很明显，当时解决西藏问题的思路，主权是第一位的。改变西藏的制度不是北京的迫切目的，它可以等，也确实做出了等下去的决定。后来之所以提前在西藏展开社会革命，是因为“西藏叛乱”的发生使北京认识到，真正建立牢靠的主权，只有把西藏纳入中国的“一国一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