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西方民主制进行政治改革，中共难以避免“清算结局”。即使是最稳定的转型，一旦中共失去原本掌握的强权，其几十年制造的诸如土改、镇反、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西藏平叛、内人党、东土、法轮功等众多历史公案，会有数不清的受害者以各种方式要求追究。众多贪官污吏也会面临民众压抑已久的清算。假若西式民主转型过程出现动荡或失控，落入了“民主的发作”，清算甚至可能演变成激烈的“群众专政”（尤其在乡镇基层和国有企业），导致相当多的中共官员失去生命财产和家庭安全保障。这也是中共不会接受西式民主改革的原因之一。

   有人会以俄罗斯共产党反驳：俄共不仅没遭受大规模清算，至今还保持政治能量，赢得相当高比例的选票，为何中共就非得被清算呢？我个人认为这两个党的情况和环境有相当不同。首先苏联解体造成苏共自动消亡，苏联历史的责任只应由苏共承担，俄共不是苏共，因此没有成为清算对象的理由；另外，苏联解体使很多历史公案分散到不同国家，切断了案件的完整性，追究因此变得困难；三是苏共虽有诸多残暴之行，主要集中于其党内和社会上层，涉及百姓的程度远不如中国；还有，苏联的政治改革先于经济改革，苏共的腐化程度由此低于中共，其民怨又通过先行的政治改革得到一定疏导，社会矛盾不如中国激化。这几个因素之中，我认为作用最大的因素是苏共的消亡。

   前面说过迄今尚无中国民主转型时避免大规模清算的有效方法，但中共是否能从苏共结局得到一些启发呢？如果苏共随苏联解体自动消亡是其得以避免“清算结局”的重要原因，中共随递进民主制自动消亡，是不是也可以使自己避免“清算结局”呢？

   倒不是说实行递进民主制后就不再追究中共时期的贪污腐败、枉法欺民等犯罪。那类案件即便在中共体制下也是罪行，只不过被犯罪者利用权力逃避了惩罚。递进民主制要让每个犯罪者都为其罪行承担责任，然而那种追究会严格遵守法律和保持理性；不会有群众私刑；也不会有不分青红皂白的剥夺财产或株连亲友——只有乌合之众才会出现那种状况，而递进民主制的特长恰恰就是消除乌合之众。考虑这一点，犯罪者在递进民主制下遭受追究，比落入西式民主的“清算结局”会有更多的安全。

   而另一种更大规模、可能造成社会严重分裂的清算——中共执政时期的历史责任，则可因中共的自我消亡而终止。中共既不再存在，清算对象也就不再存在。这在法理上相当于破产企业的债务免除，在道义上相当于责任者以自毙偿付责任。中共作为一个整体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就此了断。而所有的具体执行者，不论职位高低，不论扮演什么角色，因为归根结底只是中共组织的工具，只要其没有违反当时环境下的法律，一律免于追究。

   肯定有人不满意这样的结果，甚至可能形成声势浩大的反对。在西方民主制下，如果舆论压力过于强大，原本允诺的和解、免责有可能变卦，这种前例并不鲜见。但递进民主制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因为递进民主制的高层决策与社会压力之间，存在着一种我称之的“隔层保护”（此概念以后专谈），从而可以避免高层在社会压力下随波逐流。同时，递进民主制还会产生一种“理性的逐层提炼”（后谈），在递进民主制的结构中，层块越高理性越强，越会清楚冤冤相报的清算固然能带来快感，但对整个社会和未来却是毒药，必须毅然决然地将其戒断，哪怕一时感受痛苦，也必须坚持，以换得一个不再相互仇恨的明天。

   王力雄系列政论随笔：《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政治道路》第四篇 递进民主制与中共的“柳暗花明” （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