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的判断对社会和个人都非常重要，如果没有是非，社会就会陷入紊乱，无法存在，人生也会找不到依据。理想、信仰、主义一类属于“大是非”。仅有“小是非”是不够的，“大是非”是“小是非”的“纲”，纲举目才张。即使在强权即公理的社会，掌握了“大是非”也抵得上百万雄兵。王小强认为，蒋介石能够最终消除军阀割据，统一政权，很大程度是靠“抗日救亡”的大是非。

   中共现在是一个失去了“大是非”的政党，原本的理想被搁置到遥不可及的未来，实际所为归结到唯利是图的实用主义，本质只为保住自身权力，能拿得出来的说法唯有“稳定”和“发展”。而这种形而下的说法回答不了根本问题，因为稳定和发展有多种模式可以实现，没有理由非实行中共一套。况且中国以往的不稳定和欠发展，中共也脱不了干系。

   因为失去了主义支撑，没有自成一体的思想体系，中共无论面对西方民主制，还是面对毛泽东主义的原教旨，都处于理亏词穷的下风，只能强词夺理，成为世人笑柄。“三个代表”一类的理论修补只是自说自话的自封，“与时俱进”一类的修辞更是没有底线的投机。而如果没有大是大非的承托，实用主义的改革最终一定会变成失控怪兽。因而历史上的伟大领导者总是想方设法赋予改革以理想和哲学的意义，以保持对改革的驯服。

   实行递进民主制的变革可以产生丰富的理想资源，在人民主权、大同社会、直接民主、全民参政、自治、联邦、族群问题等眼下所有政治制度都望洋兴叹的方面，递进民主制可以独辟相当大的空间，走出崭新道路，从而能够占据大是大非的制高点——递进民主制不但是在西方民主制面前不气短的思想体系，而且比其更有超越性。其实代议制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缺乏价值支持的技术手段，“民主的纵向因素至今仍然是没有理想的” （乔·萨托利《民主新论》），递进民主制却有着“矢量型求和”、“理性的逐层提炼”等诸多纵向理想与完整的价值依据，立脚点高于西方民主制。

   因此，中共以递进民主制进行改革，可以实现一种自立于世界的体系。那体系足以在西方体系前自傲，且可以和马克思主义实现连接，从而保持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连续性，继承传统社会主义的脉络，同时又超越性地跨入更高层次。

    王力雄系列政论随笔：《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政治道路》第四篇 递进民主制与中共的“柳暗花明” （之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