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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解决民族问题的首要原则是避免战争

   　　未来中国的社会转型，民族问题可能成为首当其冲的挑战。少数民族人士一直这样提醒汉人的民主派：民族自决正是少数民族人民的民主权利，中国实现民主之时，就应该是少数民族通过自决选择民族前途之日。对于独立还是统一的争论，少数民族人士强调尊重和理解，而不是把汉人意志强加给别的民族。但是要求汉人理解少数民族的独立愿望，是不是就能解决问题？如果汉人反过来也要求少数民族理解他们希望保持统一的愿望，不要把国家分裂强加给他们，应该以哪个理解为准呢？

   　　在我看来，理解和尊重不能作为建立民族关系的基础，因为如果双方分歧巨大，一方得到了理解和尊重，另一方就会认为相反。即使一时能够妥协，理解和尊重也无法成为保证，因为人会变，形势会变，理解和尊重也会变。如果中国各民族可以实现和平分手，我个人不反对，我赞成没有国家的地球村和人类大同的理想。问题在于十多亿汉人中有多少人能认可这一点？即使是未来的民主之日，也完全可能是多数投票者要求政府对试图分离的少数民族动武。民主并不意味着民族问题的解决。

   　　如果中国的少数民族足够强大，有和汉族一战的实力，最终打出个民族独立的结果，也算是一种“不自由毋宁死”的选择，可是所有的少数民族人口加在一起，也不足汉人的十分之一，军事和经济实力差得更远，结果只是少数民族白白牺牲。因此，战争不应该是少数民族考虑的选择。

   　　达赖喇嘛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才做出了放弃西藏独立的决定。独立应该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人民的和平与幸福才是高于一切的目标。独立不是一定能换来人民幸福。本世纪许多国家获得了独立，人民照样饥饿、死亡和流血，本民族寡头的统治未必一定好于殖民者统治。

   　　人民的幸福首先应该是避免战争，尤其不该把他们推入注定换不来胜利的牺牲。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主张中国保持统一（目标不在统一而在避免战争）。“大一统”情结已经在中国延续了千年，主权观则是以耻辱和流血让近代中国人刻骨铭心，共产党接着用国家机器烧了50年“民族主义”的火，几代人从出生就浸淫于这一氛围。今日失去了共同精神纽带的汉人只剩下一个“国家”符号作为共识，因此也唯有这一符号能让汉人群起。“统一”成为一条底线，对其任何触动都会导致发作，固然其中大部分是不负责的起哄，但战争往往就是由起哄开始，尤其在骤然降临的民主制中，危险比任何时候都大。

   　　我完全不把上述汉人的底线和发作视为合理，但是不管是否喜欢，都不能不正视它是一种现实。就像面对一个有病的巨人，只要碰他身上某个穴位就会暴跳如雷，你只能视他为有病，而不是愤然斥责他无理，如果你无力制服他，反会被他所伤，理智之举就应该是不去故意碰那穴位，至少是等他病好了以后再说。

   　　那么不去碰汉人的“统一”底线，能不能实现其他民族人民自由和幸福的目标呢？其实在那底线之上，存在着相当广阔的空间。当今中国面临社会转型的当口，正是建立新型社会制度和族群关系的时机；以往的“不断革命” 已经使汉人一无所有，其意识形态、宗教信仰、传统文化在相当程度上被瓦解了，而新制度的建立，除了借鉴西方成熟民主制的经验外（目前仍被多数中国人认为不可行），面对自己的历史和现实所形成的独特问题，并无定制可寻，也无清晰的设想，制度的“可创造性”和“可填充性”非常大。一个十多亿人规模的社会处于如此状态，历史少见。如果不去利用这一机会，建立一个各民族平等、和睦共存的社会，既保持共同体，又保持各民族的自治、自由、文化传统和自我选择的发展之路，而是一定要以建立独立国家去挑战十多亿汉人，让自己的人民陷于战火，尽管勇气可敬，但对解决问题没有价值，对人民也并非负责。

   　　在我看来，统一或独立不是真问题，如果把人民幸福放在首位，统一还是独立本身并不重要，怎样对人民有利就怎样做。因此，从避免人民陷入灾难的角度，当前最该做的，不但不是独立，反而应该是尽力避免民族独立，不仅在口头上不独立，而且要以制度保证。当然，这种制度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方面，一是充分实现各民族的自由和自治，二是保证中国的统一，缺一不可。

   　　以这个标准检验，民主制不能做到。

　　二、以西藏为例——民主制对民族冲突的激化

   　　事实上，即使是最老牌的民主国家——英国，民族问题至今仍然令其头疼不已，被视为民主楷模的美国，种族冲突也一直持续不断，更别说当今骤然民主化的社会，民族分裂和冲突几乎成了民主伴侣，二者行影相随，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民族问题爆发的催化剂。

   　　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目前只有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相对完整。“中间道路”由四个因素构成，归纳为一句话就是——留在中国以民主制实现整个藏区的高度自治。其中“留在中国”、“整个藏区”和“高度自治”三点可被视为目标部分，“留在中国”是“整个藏区”（也称“大西藏”）「1 」与“高度自治”的交换，因此“中间道路”能否实现，“留在中国”应该是前提。

   　　对达赖喇嘛来讲，“民主制”是在“整个藏区”建立“高度自治”的手段，但是西藏“留在中国”靠什么手段保证，似乎只有一个允诺。对这个前提性的问题，仅有允诺是不够的。民主制对此能发挥什么作用？如果没有保证，甚至是反作用，“中间道路”就失去了前提，其他目标也无法论及。所以我们应该首先就“留在中国”的问题，对达赖喇嘛构想的民主制进行讨论。

   　　达赖喇嘛1992年发表的《西藏未来政治道路与宪法精华》「2 」，对他设想的民主制有具体论述，为民主制与民族问题的关系提供了讨论基础。简要概括达赖喇嘛提出的“民主制度”，其关键程序和框架由以下几点构成：

   　　a.由老百姓直接选举：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⑵各州议会的议员；b.由各州议会选举全国州议会的议员；c.由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⑵全国州议会负责立法；d.由⑴全国人大代表、⑵全国州议会议员、⑶各州议会的议员共同选举总统和副总统；e.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行政首长和内阁。「3 」

   　　可以看出，议员（包括代表）在这种政治设计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他们除了拥有立法权，总统由他们选举，政府也由他们任命。这样的安排显然是考虑西藏人口分散，教育水平低和缺乏民主训练的现实，比起民主制其他形式，应该说比较符合西藏情况。对此且不论，我们要看的是此种方式能不能保证西藏留在中国？民主社会具有的 “意见领袖→传媒→大众→议员→政府”之互动链条，将会怎样在未来西藏发生作用，互相怎样影响？

   　　●意见领袖

   　　民主制是一种多元竞争的选择系统，因此造就一种鼓励冲突的政治文化，这是民主制度之所以优于专制制度的原因，然而就我们讨论的问题，需要从反面看待这种冲突。

   　　意见领袖是由思想者、学者、作家等文化人和在野政客组成。他们与权力精英同属精英阶层（可称为话语精英），没有政治权力但有话语权力。他们是“议”者不是“行”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应该怎样”而非“能够怎样”，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不由他们承担，因此他们总是高举道德的旗帜。一方面，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批判现实，道德是他们的立身之本；另一方面，在野精英往往有获得政治权力的愿望，而最好途径就是抢占道德制高点，以道德作为动员舆论和获得支持的工具。

   　　骤然民主化是一个权力资源重新洗牌的时机，很多精英人物都会逐鹿其间，为了引起社会关注，奠定民意基础，同时回应社会质询，他们大部分都会选择道德立场，增加自己的得分。有政治野心的人在渴望权力的冲动下，对权力精英的攻击性往往很强。成熟的民主社会至今依然上演这种戏剧，骤然民主化的社会更难避免出现恶性竞争。那么未来西藏的意见领袖会选择哪一个道德制高点进行表演？可想而知，那时最能煽动公众激情的就是西藏与中国的关系。

   　　不能指望意见领袖那时会说中国多少好话，从压制状态得到解放，首先是要释放多年积怨，同时民主化会揭开专制统治时期的黑箱，使多年罪行见了天日，也将进一步增加积怨。

   　　意见领袖擅长舆论，为人尊重，他们的意见无论是对大众、媒体，还是对当权者都有重大影响。不过这种影响不是单向的，媒体和大众反过来也会影响意见领袖。一旦形成了舆论潮流，要想继续充当意见领袖就只能是追赶舆论，而且要走到舆论前面。尤其是那些觊觎权力的在野精英，他们必须与已经形成的社会舆论紧密呼应，才有利用民主而掌权的希望。

   　　●媒体

   　　民主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言论自由，具体就是私营而非官办媒体成为主流。骤然民主化将催生大批此类媒体，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每个新生媒体都必须在刚开放的空间尽可能地跑马圈地，为此展开吸引公众注意力的激烈比赛。最初时期能瓜分多大份额，是决定媒体今后发展甚至生死存亡的关键。

   　　在比赛中获胜的法宝莫过于激动大众的感情。感情能使人投入，使人慷慨解囊，成为忠实追随者。谁能把握大众的情感，谁就会成为赢家。媒体对此的秘诀就是以耸人听闻的材料炒作热点，对社会情绪进行强烈持久的刺激煽动。在骤然民主化的西藏，最大的热点和最具刺激性的材料无外乎中国的迫害，藏人的悲惨，以及关于中国阴谋的揭密。这种炒作在短时间就会蔓延为风气，并且导致故意夸张和不负责任的小报风格。这是竞争决定的。如果哪家媒体坚持理性与考证，就难免不处于劣势，因为理性要求遏制感情，而骤然民主化的大众更愿意得到感情发泄；考证需要时间，在媒体的速度竞赛中就会落在下风，别说还要付出多得多的成本。面对新的淘汰机制，媒体在“适者生存”规律下走上哗众取宠道路是不奇怪的。即使在自由媒体发育成熟的西方社会，小报风格都占相当比例，而培育严肃媒体所需要的条件，骤然民主化社会并不具备。

   　　●大众

   　　“文革”之后的西藏已经不再搞群众运动，但并不意味西藏已经没有了再发生群众运动的可能。专制统治摧毁、瓦解和限制所有体制外的力量，使民间社会处于空缺状态，离开政权整合，社会就是一片散沙。生活在这种环境，社会成员往往感到孤独无助，缺少表达和释放的渠道，心理扭曲，挫折感强烈，盼望着为克服这种异化找到出路。在出路出现之前，他们往往是用漠然来逃避社会事务，一旦有了可能，就会倾向于爆发性的极端行为，以补偿内心异化和焦虑。在这种时刻，平时一盘散沙的群众反而更容易被煽动，因为他们怀有强烈的感情，却没有可以对其进行缓冲和整合的中间层次；他们与宏观层面直接交流，却没有判断宏观事务的能力。那时他们信息来源和精神指导大部分来自媒体，因此传媒的煽动一定会在群众中获得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