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民主是“数量型求和结构”，因此会把每个社会成员的局限叠加起来，进行放大，变成“大众的局限”。

   一方面，西方民主制政体给予公众选举权，对当权者构成直接和致命的制约，当权者往往为了选票迎合公众，而不是为了社会发展领导公众，即使明知公众意见是非理智的或短视的，也不得不屈从。而在恶果显露时，公众却会把当初对当权者施加的压力忘干净，一致迁怒于当权者，并且仍然不会变得聪明，也不会减少偏见与局限。

   所谓的偏见在于见的位置偏，局限在于所处的局部地位之所限，这对于置身大规模社会的个人，其实应该是再正常不过的状态，无可非议。问题在于这所有的偏见和局限将被纳入一个什么样的求和结构，得到的结果也将是完全不同的。

   局部是相对而言的，偏见和局限因此也是相对而言。一个公司相对国家是局部，让公司老板考虑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免不了偏见和局限，然而对公司内部事物，就不会有人能比他更好地把握。同理，一群老农是文盲，让他们对国家外交政策发表意见，肯定全是胡说八道，但是对本村家族邻里该怎么相处，学问再大的人也不会比他们更有发言权。大规模民主的问题在于，它不允许局部的人在其熟悉的局部做主，又避免不了他们对其不熟悉的全局施加压力。

   西方民主制中的选民在选举国家领导人或议会代表时，会自觉不自觉地把竞选者阐述的宏观问题当作对其的主要判断，而难于和自己的公司、农场具体地对应起来，这时最容易出现偏见和局限。现代民主面临严重的认知危机。虽然人们了解的信息越来越多，但是信息并非知识，更不是智慧，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大规模社会，让一个只能了解极小局部的普通人去判断并选择谁最适合领导整个社会，本身已经是一个严重脱节；而普通公民的政治素质与国家领导人应有的政治素质之着天壤差别，更是一个严重脱节。因此有人把这种“精英由庸众推举”的现象称为代议制的一个悖论。

   不过，转到递进民主制的视角，偏见和局限的存在不足为奇，也不足为虑，因为全局总是由局部组成，只要能把各个局部的偏见综合在一起，就可以成为全局。关键是以什么方式对局限进行求和。以矢量方式求和，相当于把所有的局限横向拼接，最终会合成完整的全局而消除局限；而以数量方式求和，则如同把所有的局限在纵向上叠加，摞成一个局限的“深井”，最终只能愈加局限——1000万人的无知加起来不等于一点点有知（泰纳）。这种“大众的局限”其实不应该由公众负责，而是被不合理的“数量型求和结构”强加给公众的。

   王力雄系列政论随笔：《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政治道路》第二篇 递进民主制第三章 递进民主与西式民主的不同第二节 “经验范围”与“超经验范围” （之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