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最老牌的民主国家——英国，民族问题至今仍头疼不已；被视为民主楷模的美国，种族冲突一直持续；当今那些骤然民主化的社会，民族分裂和冲突几乎成了民主伴侣，二者行影相随。事实上，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今日民族冲突爆发的催化剂。

   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达赖喇嘛提出“中间道路”。“中间道路”可以归纳为一句话——留在中国以民主制度实现整个藏区的高度自治。其中包括四个因素：“留在中国”、“整个藏区”（也称“大西藏”，除了西藏自治区，还包括青海全省、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和云南西北部，面积比西藏自治区大一倍。）、“高度自治”，及“民主制度”。

   达赖喇嘛参照西方代议制民主设计了未来西藏的民主制度，作为在“整个藏区”实行“高度自治”的手段。但西方民主制能否保证西藏“留在中国”是值得研究的。如果不能确保这个因素，整个“中间道路”就失去了前提。所以先从这个角度来看达赖喇嘛构想的制度。

   达赖喇嘛1992年发表的《西藏未来政治道路与宪法精华》（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于宣传部印行），设想的政治制度，最重要的环节有以下几个：

   由老百姓直接选举：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⑵各州议会的议员；

   由各州议会选举全国州议会的议员；

   由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⑵全国州议会负责立法；

   由⑴全国人大代表、⑵全国州议会议员、⑶各州议会的议员共同选举总统和副总统；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行政首长和内阁。

   可以看到，议员（包括代表）是上述环节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他们除了拥有立法权，还选举总统，任免政府。我们下面来看，民主社会具有的“意见领袖→传媒→大众→议员→政府”之互动链条，将会在这种制度中如何发生作用？

   ·意见领袖

   意见领袖是由思想者、学者、作家等文化人和在野政客组成，他们是“议”者不是“行”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应该怎样”而非“能够怎样”，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不由他们承担，因此他们总是高举道德旗帜。一方面道德是知识分子的的立身之本；另一方面在野精英为了获得政治权力，抢占道德制高点是有效途径。骤然民主化是一个权力资源在短时间内重新洗牌的时机，为了引起社会关注，奠定民意基础，同时回应社会质询，很多意见领袖都会选择道德立场以增加得分。那么未来西藏的意见领袖会选择哪个道德制高点进行表演？可想而知，最能煽动公众激情的就是西藏与中国的关系。

   从压制状态得到解放，首先是要释放多年积怨。民主化必定揭开专制统治黑箱，暴露多年秘史，只能进一步加深积怨。擅长舆论的意见领袖无论对大众、媒体，还是对当权者都有重大影响。反过来媒体和大众也会影响意见领袖。一旦舆论形成潮流，意见领袖就得反过来追赶舆论，力争跑到舆论前面。那些觊觎权力的在野精英更要与已形成的社会舆论紧密呼应，才有利用民主制度掌权的希望。

   ·媒体

   民主化的基本条件是言论自由，主要标志是私营而非官办媒体成为主流。骤然民主化将催生大批此类媒体。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份额，每个新生媒体都需要在刚开放的空间跑马圈地，为此展开争夺公众的比赛。其获胜法宝莫过于激动大众情感。情感能使人慷慨解囊，成为忠实追随者。谁能把握大众情感，谁就会成为赢家。媒体擅长耸人听闻地炒作，对社会情绪进行煽动。在骤然民主化的西藏，最大热点当然莫过于中国的迫害。这种炒作在短时间就会蔓延为风气。这是市场竞争所决定的。媒体在“适者生存”规律下走上哗众取宠的道路不奇怪。即使在自由媒体发育成熟的西方社会，小报风格都占相当比例，而培育严肃媒体所需要的条件，骤然民主化的社会并不具备。

   ·大众

   专制统治下的民众缺少表达和释放渠道，自己也往往采取对社会事务的漠然态度。而在骤然民主化来临时，却可能形成激烈爆发。平时一盘散沙的群众很容易被煽动成墙倒众人推的暴民。传媒炒作往往构成主要煽动。尤其在民族问题上，传媒煽动最易得到群众呼应。西藏以往经受了那么多灾难和痛苦，一旦有可能发泄，爆发能量不难想见。那时除了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其他声音可能都难于（也不敢）在媒体上表达。理智只能沉默。

   ·代表和议员

   选民选举议员，决定了议员必须投选民所好，因此达赖喇嘛的政治设计把议会（包括人民代表大会）置于大众制约之下。达赖喇嘛的初衷也许是期望通过议会缓冲大众的非理性，西方代议制政体的确有这种功能，然而前提是没有激动全民的目标，没有近在眼前的仇恨对象，也没有正在把社会推向极端的社会氛围。只要存在这些因素，西方国家的议会照样会被大众情绪左右，遑论缺少利益集团、政党结构等平衡因素的西藏，其当选议员跟着大众跑几乎是别无选择。

   在代议制竞争中，竞争者的惯用手法是攻击在位者的妥协和软弱。群众热爱英雄，喜欢看壮举、听豪言。议员面对这样的竞争，不能不被鞭策着加入趋于极端的赛跑。所以议员不仅不能以理智缓冲大众的情绪，反而可能还要力争跑到大众和竞争者前面。

   代议政治培养善于利用传媒表演的政客，却不是敢以真知灼见给大众泼冷水的智者。在争取选票的竞争中，投合大众的政客几乎总是压倒表达不同见解的智者，而在一个缺乏民主训练的“骤然民主化”社会，选民尤其会被政客的誓言和允诺迷惑。议员往往无需为后果负责，因此务实动力对他们远小于道德动力。而在达赖喇嘛的政治制度中，“议”对“行”的介入达到空前，议员直接制约乃至决定政府的行为，因此促使西藏与中国冲突的链条还会继续延伸。

   ·领导人和政府

   在达赖喇嘛的方案中，未来西藏的最高领导人由议会选举，而非普选产生。虽然为最高领导人安排了一些特殊权力，如可以直接任命部分全国州议会议员，任命各州州长，议会通过的法案法令须经最高领导人批准等，但只要最高领导人是由议会选举，他就只能追随议会，而不会与议会抗衡。政府将因此受到议会的极大牵制。

   在议会意见不一致时，领导人可以利用议会的分歧搞平衡。但若议会对某个问题趋于一致，领导人就没有选择，只能服从选举其的议会。恰恰在西藏与中国的关系上，未来的西藏议会很有可能相当一致，区分只是极端的程度。事关对外，议会各派同仇敌忾比赛爱国，这样的例子各国都不少见。这将使本应对社会负责任的政府，不但无法扭转“广场效应”，自身也会成为其中一环。

   保证西藏留在中国，仅有达赖喇嘛的个人保证不够，因为他的生命有限，而他设计的制度，迟早会把西藏推上独立之路。

   类似的过程，台湾已先行做了表演。

    王力雄系列政论随笔：《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政治道路》第三篇 递进民主制可以实现中国的平顺转型第三章 不同民族与族群的共赢第一节 从西藏看西方民主制对民族冲突的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