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藏族民众不惜流血争取独立，汉族民众要求对试图分裂的少数民族发动战争，那是否说明双方民众就这样选择，跟西方民主制无关呢？

   事实上，这种选择正是西方民主制的“数量型求和”。进入汉人百姓的日常生活，会看到他们中间大多数并不在意西藏与中国分离，那和他们的生活没有关系。同样，普通藏人大多也不关心西藏是否独立，主权归属对他们很遥远。两方民众要的只是自己和家庭幸福平安。如果对普通百姓的这种个人意志进行矢量求和，是不会为了统独之争开战的。

   进行数量求和则不同。数量求和是自上而下的，需要有预设问题与方案，也需要对结果进行表述和解释。正是在这些环节上，民族精英成为不可缺少，他们也就可以把自身的意志变为“民族意志”。

   民族精英民族意识强，对民族矛盾敏感，这种积极方面世所公认，不必多说。但是民族精英还有另一种民族主义来源，即对权力的追求。主体民族的精英反对少数民族独立或自治，往往出于不愿放弃权力；少数民族的精英要求独立，也是希望把权力拿到自己手中。独立可以得到一个新主权。在目前的国际体系中，这种资源可以通过分裂实现“无损耗复制”，一旦独立就成为国际社会中平起平坐的新国家。这对民族精英的吸引无疑是巨大的。

   当然，这些动机不会摆上桌面，民族精英总是把反对分裂或争取独立说成民族利益，是全民族人民的要求。然而在“数量型求和结构”中，“民族意志”其实只能由民族精英“代表”。数量求和首先要把取向无限丰富的个人意志统一为一个方向，才能使之变成数量。而无论是主义、纲领，还是目标与决定，都不会在大众头脑中自发产生，只能由少数精英创造并传播。即使投票结果得到多数民众拥护，也不能说那就是人民的意志，因为问题还有这样几方面：

   1、一个完整的个人意志包含众多取向（针对不同问题）。当人对某个单一问题回答赞成时，体现的只是其中一个取向，那取向在其完整个人意志中有可能会被其他取向抵消。如孤立地问是否愿意民族独立，人们一般都会表示愿意，如果再问是否愿意家破人亡，大多数的回答肯定是不愿意。精英对民意的错误主导就在只问前一个问题，然后就宣称那是人民意志，后面的问题则被回避或隐藏起来。

   2、对于超出经验范围的宏观事务，大众难以准确把握。他们无法得到充分沟通，于是只能对精英的说法被动表态，按照精英提供的狭隘选择去说“是”或“不是”，在那种情况下，他们表态支持什么，即使看上去是完全自愿，甚至哪怕是狂热，实际也在很大程度上等于精英操纵。

   3、专制政权可以利用国家机器对人民进行意识形态灌输，打着民主旗号的政客也可以利用媒体对民众进行蛊惑，那时民众表现出来的不是民族意志，而是众多个人受到的煽动与欺骗，再被简单的数量求和叠加在一起。

   4、何况在更多时候，与民族精英不同的意见找不到表达渠道。因为言论渠道由精英控制和审查。沉默的多数被排斥在舞台之外。而在外界看，有机会表演的少数就成了整体。

   民众对精英的追随有时只是因为别无选择。而精英可以打着人民旗号追求自己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汉人精英表达的汉民族意志，就看不出汉人百姓对西藏去留不关心，藏人精英表达的藏民族意志，照样看不出藏族百姓对主权归属不在意。两个民族精英集团的对立与较量，在世界面前成了藏族人民与汉族人民的势不两立。

   因此，在数量型求和结构的社会中，民族只能被民族精英主导，民族问题因此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只有把社会转变成矢量型求和结构，才能使民族摆脱精英主导。那时，反对战争追求和平将会成为主流，主权之争则会被放在后面。

   王力雄系列政论随笔：《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政治道路》第三篇 递进民主制可以实现中国的平顺转型第三章 不同民族与族群的共赢第二节 解决民族问题在于避免民族精英主导 （之一）